主题：韩丁《大逆转》选载：“1987年重访大寨” [转帖]

作者: 清华星 日期: 2004-07-06 09:37 清华星按： 韩丁（于2004年5月15日去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长期支持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下面把他90年代初的一篇著作《The Great Reversal》介绍给读者。韩丁这篇著作的主要观点，我们未必同意，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数次深入调查中国农村，在80年代就提出了很多有预见性的见解，直至今日，他推理严谨、实事求是的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 韩丁：《大逆转》连载 重访大寨：1987年 大寨是山西省的一个山村，毛泽东把它选为农村发展的典型，主要是因为那里实践了合作与自力更生的精神。这个仅有80户居民的小公社把贫瘠的、饱受雨水冲蚀的山坡地变成了肥沃平整的农田，而且有着可与衣阿华州相媲美的灌溉产量。大寨的农民种植苹果树、胡桃树和桑树，他们养蚕、蜜蜂、鸡和猪，他们建了一个砖窑、一个豆粉条加工厂、一个矾土矿，他们还用农作物卖出与商店经营的收入所得为每家每户建了坚固的石头房子，他们给孩子和成人以教育，并给所有人提供医疗保障。 毛死后，有些人开始批判大寨，指责它的成就是虚假的。最终在1983年，大寨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全面重组。新指定的干部们从国家领取工资，把集体修建、集体劳动积累下来的土地承包给家庭进行私人生产。官员们宣称，大寨村民从此过上了好日子。他们提高了作物产量，开发了新的繁荣的副业，提高了人均收入和生活标准。据新华社最近的一次报道（1987年9月17日），现在的大寨证明“责任制”比从前的合作式的平均主义有着更大的优越性。 这些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然而不幸的是，实地调查的结果并不支持报道的主要观点。在过去的十五年间，我多次到过大寨，有五次是在集体合作时代，四次是在大寨受到批判的时候及进行改革的不同阶段。其中几次访问时间很长很深入。最后一次是1987年6月在大寨停留的一天。我的妹妹寒春则留到了八月。 结论：1979年以来，媒体一直虚假的宣传着大寨，一面诋毁视集体的成就，另一方面鼓吹改革的成果，而两方面都罔顾事实。 充满偏见的比较 当前的报道从如下几个方面肯定大寨的改革： ——总收入的激增。总收入从1978年的185，000元增长到1986年的650，000元。 ——人均收入的激增。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86元增长到1985年的650元。（然而，1986年由于投入大量资金开发另一个煤矿，可自由支配收入跌到了608元）。 ——新的赚钱的企业和工厂的创建。1986年它们创收超过490，000元。 对这些说法的仔细考察将揭示出事实和它们所刻意遗漏的东西。 首先，所有给出的数字都没有修正通货膨胀的因素。 人民币从1978年开始大幅贬值。如果我们取人民币与美元的官方汇率，数据已经从1978年的1.6元兑换1美元跌到今天的3.7元兑换1美元。这些官方汇率很可能并不反映人民币的真正贬值程度。黑市汇率已经接近6-7而非3.7。这些数字也未考虑美元自身的贬值。 如果拿人民币所能购买的有代表性的零售品来衡量，贬值也是相当明显的。一元钱今天所能买到的商品不足1978年的一半。在山西省，几年前玉米9分钱1斤，今天已经达到2角4分1斤了。官方报纸（11月9日的《中国日报》）的数据说1985年到1987年间，物价上涨了27％。为了使数字在整个范围内具有可比性，1978年的所有数字都应翻番，或将1986年的所有数字减半。 其次，分田前后的数字不能直接比较，它们描述的是不同的事情。 分田后，货币收入占收入的绝大部分，而在集体化时期，货币收入（现金或者能兑换固定现金价值的粮食）只占一个人总收入的60%-75%。合作社（Brigade）成员，作为集体经济的拥有者之一，大部分或者全部免费的享有住房，医疗保障，燃料，电，和其他的货物和服务。这些附属利益的总价值是难以估计的，但是按改革前的价格计算这些至少要相当于每人每年50元。尽管今天的承包者仍享有一点福利，但占总收入的比重就少多了。 此外，在评估集体化时期的工资水平时，必须要考虑每年实际上都要加入积累基金中的新创造的流动资产，还要考虑每年花费几个月的集体劳动创造的固定资产的价值。这些新增资本包括高产梯田和坚固的防塌的家居石窑。土地无法立刻就给与回报，但却能确保未来收入的更高水平。虽然很难给这些资产定价，但从每亩地上消耗的劳动力、从每亩肥沃土地出产的谷物的现金收入和每个窑洞的现金价格上，可以估计这些至少又相当于每人每年50元。 要做一个有效的对比，就要把这些数字加起来： 186+50+50=286，然后修正通货膨胀因素翻一倍，结果是572，接近今天的人均收入650元。 为了公正，今天大寨增加的集体企业的资本也要计算到人均收入的数字里面。这些当然这会使统计结果有一个很可观的增加。但是由此引起的增加不会有想象的那么多，因为在过去，人们在冬天通过赚工分的劳动也创造了许多新资产。而今天所有的集体劳动，如修路、修梯田、开垦新土地、扩展水利灌溉、增加新的企业，都要付工资。 工分赋予参与者的，仅仅是从集体总收入的一个部分，即用于分配的部分中获取与其成比例的个人收入。在基本建设中全部劳动力所耗费的工分越多，每一工分的所值就越少，因为这些劳动并不能在今年创造出收入。在基本建设中劳动一个冬天，每个参加劳动的农民与其他不参加基建的农民相比，可以从总分配基金中获取更多一些的份额。但是这些劳动并不能增加当年分配基金的总量。分配基金的总量是由收获的庄稼的价值，加上副业生产创造的价值（减去产品的成本费用），减去为福利而准备的基金、为将来的储备基金和用于投资的资金而形成的。这后面的两项内容通常结合在一起作为积累基金。 另一方面，货币工资必须从积累基金中支付，即把财富从公社转移到个人。随着固定资产的升值，积累基金中的流动资产就要减少。而且，工资收入本应计入人均收入，而过去并非这样。 在过去，所有的生产费用都有详细的说明和清楚的帐目，在留出福利基金、积累基金和分配基金之前，生产费用要从净收入中先行扣除。今天，由于几乎所有的生产都是私人的，根本不可能得到生产费用的详细帐目。没有人会自愿提供任何信息。在1986年的630，000元的总收入中，有306，000元到了个人手中，这个数字除以504，得出了这一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608元。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生产费用必须要从这306，000元中扣除。村里支付了种子、肥料、杀虫剂、水、电和耕种（如果用的是拖拉机）的费用。农民仍然拥有自己的工具，很多村民都有农具和牵引牲畜，八户农民有四轮拖拉机，六户有卡车。这些个人所有的工具、牲畜、拖拉机、卡车都有折旧，需要修理（耕畜需要兽医治病）费用和运转费用。其中一些费用，如燃料可能已经计入成本，但是其他的如草料，肯定还没有计入。所有这些都要从一个家庭的净收入中扣除，这样所报道的改革后大寨的人均收入就要缩水了。 1983年前后村级帐目上有一个微小而意义重大的变化，那就是国家前所未有的开始给村党支部书记发工资，这免去了村级财政的这份负担。由于大寨的村民都不愿实行私有化政策，1982年12月政府派进来一个干部，来推行国家改革工作组的决定。从那时起，镇里就开始给村支书发薪水了。现在前担任这一职务的人每年可以拿到700元，还有接待来宾时的每天3元的补助，到1987年8月为止单是这种补助他就已经拿到270元以上。而这位支部书记一直使用着一块土地，他还从庄稼上获得一定的收入。 在大寨人的观念中，国家给的薪水在这些靠从事其他工作的人与那些靠艰苦的体力劳动过活的单个农民产生了巨大的鸿沟。让拿着国家的工资的人来治理他们的村庄，农民是很不喜欢的，这也给改革罩上了一层阴影。 无论怎样加合或者平衡上面所说的各种差异，1978年与1986年的收入差别显然没有现在的报告中那些用经过筛选的数字和不可靠的统计方法所得出的那样大。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使得改革前与改革后的数字不能直接想比。劳动力的数量不仅大大增加，而且有了质变。1978年村里有大约200个劳动力，1986年超过了250人，但还不足以供给所有的企业，于是村里从外面寻求帮助。集体化时期的大寨很少或者不雇用外来劳动力，而实行承包制后的大寨在赢利最多的副业、煤矿和几乎各个地方都雇佣了数量可观的非本地劳动力。三分之一的矿工是从其他村里面来的，75人中大约有25位。这样劳动力就不仅增加了50人而是75人或者更多。由中国其他地区的发展形势推断，就可以想象还有外来的日工在大寨的其他的小工厂、果园里和卡车、拖拉机上工作。保守的估计，从1978年至今劳动力总量增加了足有40%。 劳动力的扩张显著的增加了大寨的总收入，也增加了人均的收入。因为虽然外来工人把工资带回家里，但他们的剩余价值还留在村里。总收入的这一部分增加了集体所有的积累基金，长远来看也会提高人们的平均收入，人们将从新的资本投资中得到更多的工资与津贴奖金。山东一个雇用外来矿工开采金矿的村庄，现在已经正在为所有的村民建造价值万元的房子了。 第三，当新的企业确实带来了收入的更大的提高的同时，其他的集体化时期的工程已经在衰落，甚至破产。事实是，如果没有煤矿，大寨的收入按通货膨胀修正以后，要比1978年还要低好多。 当前的所有报道的起始点都是1978年。那一年大寨的总收入是185，000元。1983年第一个煤矿开始投产，给总收入增加了几十万元。到1986年，产出的煤卖了350，000元。从总收入（假设为630，000元）中把它减去，就得到其他方面的收入计280，000元。再把这个数字减到二分之一已修正通货膨胀，就只剩下140，000元，比1978年的总收入还要少45，000元。即使这些修正有些夸大，分田的成果也没有看起来的那么大。有些人会问，这怎么可能呢？ 这确实是可能的。因为从1983年以后大寨废弃了几家赢利的集体企业，同时不再继续维持曾使大寨闻名的土地高产和增加农作物产量的措施。遗弃的企业包括一个豆粉条加工厂，每年能获利10，000元，其副产品支持的养猪场可以获利20，000元；一个打铁和焊接的工厂，每年获利7，000元；一个酒厂，每年获利5，000元；还有一个养马项目，使用其他地区的牧场，每年能获利40，000到50，000元。这些总共每年92，000元的收入就再也没有了。曾用于豆粉条加工的巨大厂房和周围的猪舍现在都空荡荡的矗立在虎头山的山坡上。 虎头山上其他的未利用或者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包括曾经用于养蚕的许多桑树，还有许多的胡桃树、柿子树，现在看起来，即使没有被遗弃也被忽视了。 由于官方的说法是在过去大寨只注重粮食生产，所以今天的村里的领导人介绍一些早已经建立而还在生产的企业的时候，也说得仿佛是新建成的一般，就好像这也是改革的成果一样。这些包括：从前每年赢利2万元的砖厂（韩丁一家1971年在这里工作过），盈利1万元的豆油和醋加工厂，还有用于在公路上运送货物的拖拉机，年盈利1万元。 真正的新企业，除了煤矿，还有一个面粉厂，一个采石场，外加一些私人跑运输的拖拉机和卡车。新的卡车与拖拉机带来大约7万元的收入，少于关停老企业所带来的损失。 下滑的农业 家庭联产承包以来的农业滑坡是严重而显著的。除了因果园扩大而引起的水果增加以外（中国人把它划归副业），作物产量是下降的。今年，我看到只有少量土地上生长的作物是使大寨闻名的密实浓绿早熟高产的玉米和高粱。今年六月大寨田地里的作物生长水平反映出私有化给土地带来的管理技术和对种植责任的巨大差异。我发现作物的颜色、秸秆高度、种植率、萌芽率和作物管理都有很大的差异。我不得不断言今天的承包户无法达到十年前的集体种植水平，统计数字也证实了这一点。 官员者喜欢提起1983年改革第一年的粮食产量。这的确是一个大丰收，亩产668公斤，总产量破纪录地达到达508吨。问题是历史上这个产量是经常接近甚至超过的，如果不是总产量，那么也是亩产量，但是再也没有被重写过。1983年天气非常适宜，土壤在集体护理几十年后已经非常肥沃了。从那以后，天气就没有那样好过，承包户对于肥料、种子质量和其他关键投入漫不经心。产量从此下滑了： 1984 420公斤/亩 1985 470公斤/亩 1986 (大旱) 420公斤/亩 1987 (大旱) 157公斤/亩(估计) 集体化时期，大寨也经受了干旱的年份。1982年就是其中一次。好大喜功的某些人喜欢把这一年的310公斤/亩的产量和1983年的668公斤/亩相比较。然而，在1975年大寨作为集体公社的时候，平均亩产578公斤；1976年亩产591公斤；1977年亩产690公斤；1983年亩产506公斤。即使这些数据被夸大了，像批评家现在说的那样，他们也不可能去掉太多。我在1977年和1978年去看过庄稼。这是我在山西看到过的最好的庄稼。为公平起见，应当把好年份跟好年份、坏年份跟坏年份拿来对比，而不是把最坏的跟最好的相比较。 从70年代中期一直到80年代早期改革开始，昔阳县的作物产量由于大寨这个典范的带动下总体来说一直非常好。我经常注意他们，钦佩他们，甚至惊讶于山坡梯田上能够产出那么多粮食。1983年私有化以来不仅大寨村而且邻近区域，曾经以高产闻名的地方，都每况愈下。举例来说，这是石坪和南垴的数据： 石坪 1973 314公斤/亩(旱年) 1979 461公斤/亩 1982 211公斤/亩(旱年) 1986 170公斤/亩(旱年) 1987 很少(旱年) 南垴 1977 493公斤/亩 1979 444公斤/亩 1981 255公斤/亩 1982 255公斤/亩 ------改革以后 1986 224公斤/亩 1987 很少(旱年) 过去几年不仅产量下降了，而且基础设施，包括梯田，田间道路，灌溉系统都恶化了。在大寨，梯田看起来似乎很好，建造地格外地好。但是田间的通道去年的六月被消蚀得厉害。一个个体农民承包了道路维修的工作，显然他并没有认真履行合同。在全县我看很多坍塌的梯田，有些地方达到总数的1/4。每一次坍塌都意味着种植区域的减少和产量的下降。 煤矿的随意开采在石坪已经严重影响了地下水，许多井变成了枯井。如果没有“西水东送”——这一灌溉工程在批判大寨时被中央政府严厉地指责——当地早就没有水了。

待拯救的煤矿 至于大寨，随着许多原有规划的放弃，土地产量的下降和基础设施的消耗，官员们能够拿来炫耀的，不过是几个新建的私营卡车拖拉机运输公司，增加了25%的果树种植面积和两个煤矿罢了。然而，由于大多数果树都是许多年前种植的，而且现在已经达到结实年龄，那么1983年的改革就几乎没有任何值得赞扬的东西了。这样就只剩下煤矿这一项，目前大寨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所有的卡车拖拉机加在一起总共有90,000元的收益，果园（新的和旧的）有110,000元收益。但是单是第一个矿井就有350,000元，使采矿成了分田后经济中的第一要素。在1987年，打了第二口矿井，预计产量最后会比第一口井更大。煤矿开采在未来肯定会在大寨的经济中占支配地位。 但是那些官员们可以合理地把这作为政绩吗？如果没有私有化的政策，这些都不会出现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大寨早在公社时期就开始开采煤矿了。60年代早期在陈永贵的领导下，开始一个煤窑的建设。一个恶性事故阻止了工作的继续。村子忙于土地的基本建设，无法抽出剩余劳动力，这些因素促使暂时放弃了开采煤矿的努力。70年代勘探人员在昔阳县发现了矾土矿石。大寨于是开挖了一个矾土矿。生产队员成功地工作了几年，在当地矾土市场瓦解后就放弃了。为什么市场会消失我还不太清楚，但这的确影响了许多矿。对大寨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根据1987年大寨领导给我的报告，第一口新矿井是1980年开挖的，比改革开放早几年，但是煤矿投入生产是在1983年，正是分地的当年。煤的开采及时地推动了改革的进行。然而，农民们依然作为一个集体在矿上工作。他们把它当做公社的计划，植根于过去的公社传统，仅仅由一个叫梁炳良的私营企业家承包罢了，两年后所有一切都私有化了。官员们怎么能把煤矿作为自己的政绩呢？ 有些人也许会辩解说，在集体体制下大寨不能够雇用外来工人在矿井工作，因而不能扩大规模使矿像今天这样有效益。这或许是真的，但是作为合作制他们同样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只要跟一个或者更多的邻近的村子建立合作公司就行。 官员们也许会辩解说，1979年以前国家宣布了所有煤矿的所有权，降低了本地采矿的积极性。这或许是真的，然而早在1979年之前昔阳县的许多公社和村子已经开采了煤矿和矾土矿、采石场、石灰矿。如果国家政策阻止集体开矿，那这项政策也几乎是无效的。随着改革的进行，国家政策改变了。没有任何的分田到户政策，也可以改变这一状况。为了鼓励、推动和自主集体开采当地资源，国家不需要执行农业私有化的政策。 两个截然相反的经历——60年代挖煤的失败和大寨今天矿业的成功，其原因主要是整个昔阳县非农产业的发展和的基础设施的进步，而不是分田的政策。60年代，大量的煤矿埋藏在阳泉市的周围，从石家庄到太原铁路主干线上的小镇。当国家开办了大型煤矿，为华北和华中的脆弱的工业提供煤矿的时候，昔阳南面的道路还是那么狭窄、弯曲、不平。高昂的运输费用压抑了昔阳大山中的开矿者的积极性。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大的单位已经几乎采光了阳泉的煤矿。买主寻找新的矿源。国家已经建了一条进入昔阳的现代化的硬路面的公路，现在正在建设一条到达并穿越小镇的铁路。昔阳的煤炭销路很好，而且相对方便运出。我认为，对于大寨村民采矿来说，这些积极因素远比分田政策起的作用大。 诽谤的背后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的媒体如此持续的歪曲大寨的真实情况呢？ 官员们用“实事求是”的口号维护自己的权力。 然而当实际情况与他们所推行的政策相抵触时，事实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当今的政策需要干部来挑战毛时代的典型；然而更好的是抛弃它。报告应当表明“责任制”比集体制更有效率，不仅是在那些明显停滞的四川或者安徽的小村，更应当首先包括位处山西丘陵地带的毛时代的典型公社。 诋毁大寨的故事到了这步田地就跟“实事求是”毫不搭边了。大寨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挂帅”、“社会主义道路”“独立自主”、“先公后私”作为原则的典范。大寨的成功，并不是如官员们现在所宣称那样，是由于国家补贴和军队的人力支持，它归功于大寨人民的持续不断的艰苦奋斗和合作精神，归功于陈永贵的天才。如果合作化运动在中国普遍取得大寨那样的成功，整个农村改革的问题就不会出现了。 在70年代，中国30％的村庄沿着大寨的模式，发展的很好；另外中间的40％，显示出很大的潜力，但仍存在不少问题；最下的30％，或者歪曲使用或者根本不采用大寨模式，陷于停滞之中，这部分农村确实很穷。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后30％农村的回答。这些地方实施责任制以后，很多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于是政府开始在全国推广，掀起了一股新的风潮，不管中间的40％和发展最快的30％的农村居民怎么想，强迫他们必须走同一条路。为了替私有化的不可逆转扫清障碍，官员们发现他们必须毫不含糊的抹黑、诋毁、破坏所有代表正确方向、发展良好的农村样板，或是干脆不提它们， 把这些样板打入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的冷宫，使其影响完全消失。后面这种封杀的方法对那些不是很有名的公社是适用的，但对像大寨、张庄这样的公社则不起作用。这样，在分田的实践和“实事求是”的口号上产生了不寻常的矛盾，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一批集体经济可以很繁荣兴旺的、健康的发展起来。真理，这个在中国早期剧变中频繁提起的词语，成为了这些人手中的第一个牺牲品。 同样在改革后这么长一段时期里，真理在雇佣劳动问题上也是牺牲品。在否认了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加按劳分配”之后，一些人继续否认：农村中一些农民通过雇工而富裕起来，其中包含着剥削剩余价值的行为。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长时间忽视改革以来大寨煤矿中生产关系的变化，在那里一个农村可以剥削另一个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这样的措施对社会主义过渡引起了严重的问题，应该把中国未来的其他讨论先放在一边，首先讨论这一问题。然而年复一年，官方农村政策的发言人仅仅不断重复，一部分人通过勤劳致富是完全没问题的。其他人需要的是使自己追赶上来。 最终，态度发生了大倒退。87年以后，不再对私营企业、股份公司和合作经济的雇工问题进行限制，在发展的现阶段这些都是合法的。在理论上所有的这一切，官员们都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辩护，同时为一种新型的企业正名——私营而非个体经济。个体经济不过是一种小私有者的手工业生产方式，类似于夫妻店，当这种经济形态雇佣的人数增加时，就会逐渐转变为私营经济。 这真是令人心神爽快啊。不必再否认，不必再逃避，只要公开的支持这种长期以来已在全国迅速蔓延的通过雇佣劳动的剥削进行原始积累的方式就行了！ 这时，社会主义的含义对这些官僚而言，也不像前一个阶段那么重要了。因为当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的一切事物只要有利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它就是社会主义的，不管它在理论上是否理由充分，也不管它在实践上是否安全可靠。混合经济带有天生的不稳定性，这也是毛为什么在过渡阶段大力推动合作化运动的原因。将管理权完全承包给私人，经理可以随意解雇工人、经理决定买卖等一切生产行为，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资源和主要的生产资料上的公有制将最终导向社会主义，这样的观点决不是不证自明的。与经济的私有部门的扩张同时进行的，是对生产资料控制者的普遍的多重的优惠政策，控制的越多，优惠也就越多。 在这样新措施下，所有的经济部门中都产生了大范围的两极分化，同时产生了既得利益，改革的现状是不稳定的，它正朝资本主义倾斜——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发生的却是资本主义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中。 自从1983年实施承包制以来，大寨人对两极分化也不再陌生。那些承包企业或用政府廉价贷款购买卡车和拖拉机的人都利用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暴富起来，每年家庭收入超过1万元。而那些缺少资本、信贷或劳动力的人却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准。一个前妇女领袖耕种3亩地，1986年卖掉600斤粮食得到100元。此外她和她丈夫还可以得到每人72元的养老金，但她却从未看见这笔钱。镇上扣除了这笔钱，用于偿还镇上给她家的那台彩电——而她从中实际得不到什么。新闻媒体经常吹嘘大寨居民增加了多少台电视、家用电器，却没有提及有多少真正是村民购买的。 原来公社中人们通过按劳分配共享集体劳动成果的分配制度，很快变成了一种分层的分配制度：少数居于顶层分享非劳动所得；中间的大部分变成了雇佣劳动者，靠工资生活；最穷的那部分多是缺乏劳动能力的残疾人。资本资产的多寡——包括拥有的或支配的生产资料，而不是劳动量，成为决定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 过去和现在，充满讽刺意味的教训 总结了大寨过去和现在的教训，人们不能不对大寨的现状感到巨大的讽刺。曾经是中国农村合作经济标志的大寨，现在走入了它的对立面。私有化政策使现在的大寨，几乎成了中国整个农业面临的危险的代表。新的政策在农村毫无疑问刺激了可观的副业生产高潮，尤其在昔阳县这样有非农业资源（如煤）可以利用的地区。而越来越清楚的是，分田政策对土地、对种植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缺乏“持久的动力”。 1984年的农业大丰收后，1985年粮食产量下降了3000万吨，并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许多迹象表明，尚未公布的1987年的粮食产量数据，可能还要大幅下降 。 1987年10月31日的《中国日报》上，引用了邓小平的话，他认为90年代的其他领域都将取得顺利的发展，但他唯独担心农业生产。其他领导人最近纷纷引用这段话，抱怨改革的负面结果——农田水利工程大量损坏，耕地面积迅速收缩，土地肥力下降，农田抵御灾害能力下降，还有向农民提供技术服务的公共机构日益衰弱。《中国日报》报道说，问题的根源是“农村积累基金机制的不完善……我们过去以为农民会自己想办法去解决扩大生产规模的问题……但我们却没有看到农民积累能力是多么的脆弱……农民近些年把自己的大部分收入都花费在了非生产用途上，例如购买消费品和盖房子。” 大寨的今天生动的说明了这些问题。当非农企业——煤矿、货运、拖拉机——繁荣起来时，农业一点点衰败下去，基础建设被破坏掉了，随之土壤肥力下降、产量下降、技术支持减弱。最令人震惊的是，以往交售公粮的比例甚至高于“北大荒”机械化国营农场的大寨，今年（根据我们掌握的数据）收获的粮食却不够当地人的口粮。 1987年，大寨种植了506亩玉米，估计亩产174公斤，总计88吨。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吃玉米，大寨的农民卖掉玉米换取小麦，两斤玉米换一斤白面，88吨玉米脱干变成了82吨玉米粒，换了41吨白面。按照每人每天消费0.7斤白面，大寨的504个人一年应消费大约*吨多一点。这样，按照官方的数字，1987年大寨的短缺23吨白面。那么这会不会形成饥荒呢？不会。因为每年他们都瞒报粮食产量，把一部分谷物储存起来，以此度过歉收的年份。今年，很多家庭就仍然在吃1983年大丰收后储存的粮食。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何知道每年收获了多少粮食呢？答案是政府并不知道，也没有人能知道。所知道的不过是，作物产量下降了。对大寨人而言，这无关紧要。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在忙于副业生产。在煤矿中，一个人每天可以赚9块钱，矿工不必再种谷物，他们可以直接用钱买。但如果粮食减产遍布全国，形势的危险就会显然了。 如果很多村庄都无法种植足够多的粮食养活自己，粮食短缺就会最终达到无法用其他替代资源弥补的地步。这是缭绕在官员们心头的恐惧，也是责任制的软肋。在中国，粮食生产绝非副业。正如毛所经常指出的，它是“纲”。当你担心90年代的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时，你担心的实际是大约8亿人的主要活动和基本生活来源，以及超过10亿人的食品供给。你担心的是经济的命脉。在这方面还不得不听听中国农民的声音。而他们现在已经在用脚投票了。

为了不忘记大寨 刘可非 文章来源：主人公论 （2003年8月3日） 当代很多中国人大概都不会忘记大寨这个地方，它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普通小村庄。因为毛泽东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号召：农业学大寨，这样，它便一度写满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 前几日，笔者游览了大寨。 我没有被大寨当下的繁荣所打动（据他们介绍，2002年大寨的产值已经超过了一亿），然而，当我面对着半个世纪前大寨人战天斗地所留下的遗迹：长城般的石坝、天梯般的农田、绿缎般的树林……，我却深深地被感动了，且久久地不能平静。 往事如云烟。 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详细地介绍了大寨，并指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为什么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竟然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不惜篇幅，详尽地向全国介绍一个不足八十户人家的生产大队的点点滴滴，而且还把大寨精神提到了几乎无以复加的高度呢？现在回头来看，也许更值得回味。 一、什么叫做奋斗 看看大寨吧。 只要看看大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就能体会到。 解放初期，当地有首歌谣形容大寨之穷：“扛长工，没铺盖，卖儿女，当乞丐，有女不嫁穷大寨”。许多人也许都还记得那个穷大寨的象征：“七沟八梁一面坡”。对其自然环境之恶劣，可以略举如下：解放初全村七百多亩地，却被各个“梁、沟”分割成四千八百多块；全年无霜期只有五个多月，亩产量只有七八十斤；十年九旱，不旱则涝，连续下它几天雨就成洪灾，比如一九六三年的大雨不但冲掉了大寨的良田，还冲垮了大寨人的窑洞。就这么个绝对是穷山恶水的地方，后来却造就出了著名的旱涝保收的“海绵田”，跨过了令“江南”也汗颜的亩产千斤关。 这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当然不是人的头脑想出来的，更不是被万能的嘴巴吹出来的。她是靠大寨人艰苦奋斗换来的！ 大寨人艰苦奋斗的事例，多得无法列举；大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壮烈得无法想象。这里只说一个例子：著名的“三战狼窝掌”。 狼窝掌历来是给大寨造祸的地方：杂草、野狼、洪灾。1955年冬，大寨人开始向狼窝掌开战。整整一个寒冷冬季的辛劳，58个劳动力筑成了38道堤坝，填下了几万方黄土，终于造就了30多块粮田。第二年，人们播种，种子发芽。当着历尽辛劳的人们看着成长的禾苗、计算着能多收多少粮食的时候，一个黑夜，一声霹雳，一场大雨，冲掉了一切。可怜的汗水、可怜的种子、可怜的肥料，可恨的大雨！ 人们没有倒下，他们总结了教训，第二年继续开战。一样寒冷的冬季，却是更多的血汗，以及这些血汗造就的更坚固高大的石坝和二十多亩人造田。在这块珍贵如金的田地上，人们又次播种，种子又次发芽。面对着禾苗带来的希望，他们不再回味上年的创伤。然而，又是一个黑夜，又是一声霹雳，又是一场洪灾，带来的又是一片狼藉和虚无。 毛主席为什么要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也许在于：老天爷似乎总是给那些奋斗的人们设置障碍，或者说，要奋斗就必须要战天斗地。 鲁迅似乎说过，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大寨人也许不知道鲁迅这句话，但是，却遵循着鲁迅揭示的逻辑。 要做真正的勇士何其难也；而真正的勇士，他们的目标也绝不会是为了“勇士”这个称谓。 面对两次的失败，大寨人几乎就要绝望了，放弃了。因为大寨人并不想当勇士，他们的目标不过那样地简单而又直接——造田，而造田的目的，也不过是想为自身的生存创造更好的条件。可也正是这个目的，又一次地激励了他们；两次的失败，也又次激起了他们领头人——陈永贵的干劲。 陈永贵一有空就呆在狼窝掌发愣，寻找失败的原因。终于，石桥和砖窑给了他启示，因为它们是拱形的，所以能承受巨大压力。找到了原因，有了成功的希望乃至把握，第三次奋斗开始了。全村劳动力总共不足60个，可赶赴工地的却有70多人，因为有些是夫妻上阵、全家出动了。那一年，气温达到零下二十多度，开工第二天就下起了大雪；为了拿到石头，人们到三里地外的石山上用锤砸、用钎开，而后再靠人抬到狼窝掌；饥饿了，就在工地吃着大寨特有的“冰碴饭”（那是因为热饭送到工地之后都结成了冰）。那个因“让贤”而声名远扬的大寨前党支部书记贾进才，仅在这次改田中就开出了一千八百多方石头。据说，他一生开的石头可以从大寨到北京摆个来回！ 终于，凛冽的寒风和满腔的热血造就了坚固的石坝和丰产的梯田。终于，老天爷低头了，大寨人胜利了！ 你能想象一个人的能力有多大吗？你能想象一个普通的人可以造就怎样的奇迹吗？而奇迹对人类所提出的要求，却也不过是简单而又不简单的两个字而已：奋斗。 以下一组数据，也许能在一个层面展现大寨人的奋斗：自1952年，他们每年用于农田基本建设的劳动比田间劳动多三倍；每个劳动力土石方作业量达1000多立方米，担土80多万担；每人每年担石头880多担，担粪、担庄稼十万斤；把垒起的大坝换算成一米高两米宽，可从大寨铺到大庆…… 这个奋斗造就了大寨的奇迹：一个有女不嫁的穷大寨，一度成为全国农业的榜样，成为全国人民“朝圣”的地方…… 多年来，好多参观过大寨的人们无不为大寨精神所震慑，然而，回到本地后却依然我行我素。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们认为，大寨精神虽好，但别的地方学不来，因为大寨奉行的是苦行主义，拿人不当人：轮大锤，冰碴饭，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准……他们甚至对此予以嘲笑。然而，每个人都应当知道：人类幸福所需的各类资源，大多不是上帝赐予的，而是人类自身拼搏得来的。如果每个人都不愿践行这种“苦行主义”，后人又怎能享乐呢？包括现今的大寨人，如果没有他们前辈的那种苦行，又哪里来得今天的好日子呢？如果一个民族都去贪图享乐而不去艰苦奋斗，那么，这个民族必将永远享受不到安乐。

二、什么叫做自强 看看大寨吧。 当着后来的大寨一度受到指责、甚至被诬为“黑旗”的时候，有人经过“精心计算”得出了这样一本账：大寨历年交给国家的粮食，实际上等于国家每斤倒贴二角二分五点几几几几，因为国家帮助他们输了电，修了滑索，建了灌溉系统，支援了推土机，解放军帮助修建了“军民渠”……对于这样的计算，不管别人怎样评论，至少我是懒得反驳。不是因为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懒，不愿意搭理他们。 反过来，我倒是从大寨的奋斗史上看到了那种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宝贵精神——自强不息，或曰自力更生。因为大寨在最需要救济的时候没有伸手，而是依靠这种精神寻求自救；因为大寨在别人最需要救济的时候，向别人慨然伸出了援助之手。不妨举个例子。 一九六三年，大寨遭了七次灾；八月份最肆虐的一次大雨又下了七天七夜，冲毁了四百多亩粮田，冲塌了一百一十多眼住人的窑洞。当着从县里开完会的陈永贵冒雨赶回村里，看到人和牲畜都很安全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要给大家贺喜！ 当时的大寨已经成为先进典型；大寨受灾后的慰问电报电话接连不断，上级的援助也是一笔接着一笔。然而，大寨人不要！援助物资不要，援助款项也不要。曾有一天，上级已经把一马车的援助物资（衣服被褥之类）送到了家门口，结果，陈永贵把赶车的人招待一顿饭之后，车都没卸，就让人家连车带货给拉了回去。　 产粮的“坡”已被破坏，住人的“窝”也已被破坏。是先治“坡”还是先治“窝”？他们的选择是：既治“坡”又治“窝”。白天治“坡”：大人小孩一大早就下地，成年男人修田坎补地边，女人孩子一株一株地扶苗补苗；晚上治“窝”：建房工地几乎彻夜通明，打石声音此起彼伏。过度的辛劳和困倦让大寨人走路都打趔趄。 终于，这种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又一次带来了回报：原计划五年恢复土地、十年建成新村，可实际上仅两年就恢复了土地，仅三年社员就全部搬进了新房！就在受灾当年，大寨的亩产依然达到704斤，卖给国家二十四万斤粮食，比上年仅减产百分之四。《人民日报》被感动了，11月28日刊登了长篇通讯，“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以国为怀，顾全大局——大寨大队受灾严重红旗不倒”。 大寨大队为什么“受灾严重红旗不倒”，不就在于他们那种自强不息的战斗精神吗？为了让村民接受这种精神，当时的陈永贵曾列举了让很多“理论家”们也拜服的“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不妨摘引如下：1）不依靠国家就等于支援了国家；2）自力更生战胜灾害，显出了集体的力量，使大家更爱集体；3）自力更生可以激发大家奋发图强，对个人有利；4）可以证明集体经济是铁打的江山，长人民志气，灭敌人的威风；5）对锻炼干部有利，让干部多动脑筋，多想办法；6）可以带动兄弟队也克服困难，有利于开展革命竞赛；7）能培养社员战胜灾害的勇气和本领，对今后战胜灾害有力；8）国家可以腾出钱和粮支援其他灾区，能促进全公社的团结；9）对培养接班人有利，等他们长大了，也能学先辈一样；10）自力更生对促进大寨大队继续革命有利。这“十大理由”，曾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博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大跃进后期，不少人开始饿肚子。一度，谷糠竟也成了好东西。一个小商贩曾想以每斤三角的价格收购大寨的谷糠，陈永贵没有答应。然而，只要是凭借公社或者大队的介绍信，是为了集体的需要，他却按照每斤三分钱的价格把他们的谷糠一车车地“卖”了出去。那时，许多人、许多大队到大寨来借食粮、借种子，大寨从不谢绝。“还债”的时候，还什么粮收什么粮，没得还的，就以交给国家的价格收钱。这种作为，难道是存心想拿国家救济、占国家便宜吗？ 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我在多年前就已熟知的词汇，对它们的含义当然也不陌生。然而，大寨的这些作为、这些作为所内蕴的精神，却再次让我进一步体会了这几个字的意义，并再一次让我强化了这种已有的认识：有很多字眼、很多词汇，我们往往会穷其一生都难以真正地理解它们。理解了它们而不去实践已经比较可怕，更加可怕的是人们没有理解、甚至根本不会去理解，更为甚者，他们还会对那些精神投以轻蔑的冷笑。由此，我不知道怎样去理解当代那些为了拿国家救济而宁愿哭穷的人们，也不知道这些人们面对当年的大寨会作何种感想。

三、什么叫做集体 看看大寨吧。 集体经济的优势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也是最通俗的一点就是：组织起来力量大、效益高。然而，要想使集体经济的那些优势能够得以发挥，却要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劳动者必须具备从事集体经济的足够的积极性，否则，一切必会走向反面。而要激发这种积极性，只要人人大公无私这一个前提就足够了。只可惜，当代历史条件下，一般来说这只能是个梦想，所以毛泽东才深有感触地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既然如此，难道当代历史条件下就没有实施集体经济的足够基础吗？也不是。如果具备这样三个条件，集体经济照样能够良性运作。它们是：1）人们加入集体经济是自愿的而非强迫的；2）必须严格实行按劳分配，也即，按照人们对集体经济的贡献大小来决定他们的所得；3）集体经济的领导者必须具备“公仆”特征，也即，领导者必须要大公无私，抑或必须要一心为民、先公后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大寨的集体经济，恰恰具备了这三个条件。让我们来看。 大寨的第一个互助组是贾进才组织起来的，后来被人们称为“好汉组”。此处对它不做详述，因为它远不如陈永贵组织的另外一个“老少组”来得成功。所谓的“老少组”，是指由村里九户老人和小孩组成的互助组，他们无依无靠，缺劳动力，少劳动工具。然而，他们结成互助却是发自内心的愿望，因为非其如此，他们就会重新走回“缺粮卖地”的老路。陈永贵无疑是个强劳动力，也许是因为信仰，也许是因为仗义，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答应了老少爷们的请求。那时的老少组，迸发了强烈的生产积极性，人家休息他们不休息，人家不团结他们团结。结果，这些鳏寡孤独式的老人和孩子们，年底的收成竟然每亩比好汉组还要多三十斤。这是第一个条件的鲜明写照。 后来，互助组、合作社的优势越来越明显，那些单干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无法与集体的力量竞争和抗衡，结果，他们便一个个地要求入社了。合作的规模越来越大，可规模扩大之后又怎样保证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呢？他们的办法是“评工分”，根据一天的劳动态度和强度，一个一个地评。再后来，他们发明了“评标准工”，以一个强劳力的标准当作最高分，其他人的工分按照那个标准来比照。如此一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每个人都不得不发挥出自己的最大能力，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充分保障。这就是第二个条件的鲜明写照。至于发展到后期，这种方式在全国推广之后变异，原因则是复杂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并非所有领导干部都是真正的公仆。这个问题，让我们留待后面再议。 集体主义经济的优势在那时的大寨，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而大寨人也充分地享受到了集体经济带给他们的好处。比如，在像大寨那样严酷的自然环境里，如果没有组织起来的力量，那么，在狂暴肆虐的大自然面前，人们就只能俯首听命、任其宰割。古来的大寨人之所以永远未能摆脱贫困，腐朽的剥削制度固然是根本原因，但未能发挥集体的力量也是一个不应忽视的因素。没有集体的力量，大寨人怎能够造就平山造田的壮举，又怎能抗拒类似1963年那样的特大自然灾害。 一时之间，爱国家、爱集体在大寨蔚然成风，以至荣登了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时至今日，“一大二公”已经被历史抛弃，社会主义式的集体经济也已经被“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取代，而当代国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也就随之而淡化了。但是，在当代的大寨人那里，我们却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对集体的感情，那种比其他地方更为强烈些的感情。

四、什么叫做公仆 看看大寨吧。 前面我们曾经提出过，领导者是否是真正的公仆，对保证集体经济的良性运作至关重要（实际上，领导者的作用，还不仅仅在于此）。那么，当时大寨大队的领导是怎样的领导呢？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之中的典型：时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 陈永贵是典型的贫苦出身——他的父亲在卖掉妻儿之后，用个担子挑着五六岁的陈永贵到了大寨，把他委托给一个贾姓人家之后，终又跑回老家，把自己吊死在祖坟前的一颗枯树上。陈永贵在大寨村那个善良却贫困人家的照应下，历尽人间苦难，终于在死亡线的边缘生存了下来。所幸的是，严酷的生活也把他铸造成一条好汉、一个倔脾气、一颗对穷人的同情之心和对私有制的愤恨之心，以及一种与共产党信仰的天然亲和关系。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会答应几个孩子向他提出的组建互助组（“老少组”）的请求，而这几个孩子，恰恰就是被“好汉组”所抛弃的。 也正是在这个“老少组”里，陈永贵表现出了最符合共产党人价值标准的“公仆”行为：当领导要乐于吃苦，不是为了自己享受，而是为了别人的享受；当领导要身先士卒，在牺牲人家之前，先要牺牲自己。用毛泽东的语言说，就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拣重担子挑。白天干农活，他干得最多；晚上老人们休息，他又要到各家问寒问暖，陪孩子们一起放羊。他不止是吃苦，更在于能想出许多好办法，让人们的劳动更有成效。难能可贵的是，在陈永贵以后的奋斗历程中，这种作为他是一以贯之的。不妨简要列举几个例子： 入高级社的时候，个人土地和农具都要作价充公。不少人生怕报低了吃亏，而陈永贵则率先吃亏：人们给他的资产作价228元，他却自己压低到125元。结果，带了个好头，感染了一大批人，比如那个让贤的贾进才，嫌自家的牛老了，低价卖出，再花高价买回一头壮牛入社…… 陈永贵一直认为，坐办公室不是劳动（这种观念，直到逝世前他才改变），由此有了他那著名的“三不准”——不准用劳动时间开会，不准用劳动时间办公，不准在劳动时间内找人谈话。“打铁还要本身硬”，这是他的口号。他率先垂范，从不因私不参加劳动，即使因公到县里开会也要找个事情带着，而且还不要误工补贴。在他的带领下，大寨的干部成了名副其实的榜样，比如当会计的贾承让，每年参加劳动竟达350天以上。即使陈永贵后来成了昔阳县的负责人，他照样如此，命令全县干部劳动；西水东调期间，他让全县机关干部赴30里外轮流劳动，每人干了两个多月，后来人们说那是“炼狱”。常年的艰苦劳动，使他在不惑之年额头就布满了“七沟八梁”似的皱纹，手指头因扭曲竟然夹不住一支香烟…… 早在担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时候，他就对支部成员发出了这样的豪言壮语：我们每个人都要横下一条心，决不沾公家一点便宜。他说到了，也真做到了。1953年他多卖了公粮（那时因为春季过于乐观），虽然得了个奖旗却换来一片骂声，他一边挨骂一边自己饿肚子；白天组织改田，干着高强度劳动，晚上回家吃不上饭，还不能跟人说。县委书记知道了，给了他30斤粮票，算是个人心意，而且还算是补贴干部在他家吃饭所应得，然而，他楞是一两没要。赴外地开会需要中途住宿，在招待所一听一夜住宿费一元二角，扭头就走，去住最廉价的旅店，因为这花的是公家的钱。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不转户口，不拿工资，仍在大寨拿工分；大寨给他每月四十元的补助他坚决不要，说那是剥削。后来当了国务院副总理，面前不缺“贡品”，可他分文不取，每月收入就是国务院的三十六元补助和山西省的一百元补助，共计一百三十六元，所有开销全靠它。当时太原宾馆有种每包一角九分的香烟，他每次回去就买一大包带回北京…… 读者也许要厌倦了，要厌倦笔者像个老太太，啰里啰唆地罗列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是，我们却决不认为这些是小事，因为这些小事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本质的、高尚而又宏大的精神，这就是共产党干部在理论上应当具备的那种龙马精神、公仆精神。 就在大寨刚刚搞集体化的时候，一个大寨的普通人就说过一大二公的弊端：办社好是好，就怕养不起干部。我不知此人何许人也，只感叹其眼光锐利，一针见血，一语道出了集体化的隐患和问题之所在。试想，集体化、人民公社化之后，领导和管理生产的有多少干部！如果这些干部不能有效地践行“公仆”精神，那么，伴随着时光流逝、道德沦丧、制度松弛和声色犬马等种种享乐，干部队伍中势必诞生出大量的寄生虫甚至剥削者。如此一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到哪里去寻找呢？可叹的是，或曰带有点历史必然性的是，这种情况恰恰在我们后来的集体经济中发生了。时至今日，集体经济已经消退，而干部队伍腐化、公仆精神沦落的现象却日渐猖獗了起来。此情此景之下，陈永贵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所内蕴的精神，难道不是更加地“永贵”了吗？ 人世间什么样的人才能得到同类真正的尊重和敬爱？权力吗？学问吗？钱财吗？都不是。只能是辛劳：为了别人的幸福而付出的辛劳。这样的人，即使他曾犯过错误，即使他曾伤害过他人，百年之后，他依然能够再次赢得同类真正的尊重和敬爱。 陈永贵为大寨人这样做了，因此，即使在他逝世之后，依然得到了大寨人真情的怀念和敬爱；尽管在他的后期、在他逝世之后，曾经不乏推墙的伟大勇士们去落井下石！今天，大寨人在大寨为他铸造了墓地，有人说，类似南京的中山陵。 再往大了说，毛泽东带领老一辈革命家为全国人民这样做了，因此，即使在他逝世之后，依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真情怀念和敬爱；尽管在他逝世之后、某些个时期，也曾经不乏鼠目寸光的跳梁小丑们去恶意诽谤！今天，全国人民在心中为他铸造了墓地，有人说，万古不灭！ 一个民族，不应该没有神圣！ 附记： （一）面对今日繁荣的大寨，我想起了那时的大寨农民，想起了那时的陈永贵，想起了那一代人翻腾四海、振荡五洲的奋斗精神，想起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最终，想起了我内心残存的一个神圣——伟大领袖毛主席。不禁，我热泪盈眶；油然，泛起了一种悲怆、激越、呐喊、沸腾之类的复杂情怀。 我不得不记下这种难得的珍贵情怀，为了自己的情感；我必须要记下这种难得的珍贵情怀，为了回到现实之后尽可能晚一些地去忘却。 （二）2001年，当我面对长征的历史时，曾经深深地被长征精神所打动，结果写了一篇杂感：为了不忘却长征。尽管大寨的事情无法与长征相提并论，但就其内蕴的精神来讲，却足以同长征相媲美。如果战争年代需要的是长征精神，那么，和平年代也许更需要大寨精神。所以，便又以类似的形式写下了这篇文字：为了不忘记大寨。 大寨给了我还有很多感受，比如信仰。但现在，我只记下这么一点。 （三）神往大寨当年战天斗地的岁月，也让我神往同时代共产党人中的“遍地舜尧”。那时，类似陈永贵那种作为的干部何其多也！类似大寨人那样奋斗的群众又何其广也！我向他们致敬，我为他们骄傲！ （四）这篇文字多有平淡的叙述，少有感慨和“理论”。因为，面对那种最朴素、最真实的高尚和奋斗精神，任何感慨、任何“理论”，似乎都是苍白无力的，抑或是多余的。 （五）在游览大寨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不禁问了那个神采飞扬的导游一个问题：大寨现在有没有腐败。导游沉吟片刻，说道，应该有吧，但肯定很少很轻。我相信他的话！一则以悲，举国难有净土；一则以喜，毕竟这是大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精神总会感染几代人吧。 （六）时光流逝，沧海桑田。我不知道、也不想去辨明大寨的那种精神是否还适用于现在；我只知道，这种精神对任何一个民族都很珍贵！ 我不知道、也不想去辨明大寨的那种精神在当代是否还值得去弘扬；我只知道，对这种精神的任何蔑视，都应是对中华民族的不敬。 让那些嘲笑的人们继续去嘲笑吧。 长久屹立的，是大寨梯田的石坝； 更长久屹立的，是那石坝下面蕴藏着的精神！ （修改与2003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