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论宇宙几种基本性矛盾运动 （五）质与量的矛盾运动

（五）质与量的矛盾运动
　　质与量的矛盾运动是宇宙物质演化和一切事物过程中又一个基本性矛盾运动。它与分、合的矛盾运动密切关联，是分、合运动的具体化。如果没有质的多样性，世界将是混沌的；没有量的多样性，世界将是匮乏的。只有质与量的矛盾运动，才最终使世界琳琳琅琅、欣欣向荣。
　　正如哲学常识已告诉我们的，所谓质，就是一事物之所以是这个事物而不是别的事物的那种内在特殊性，就是由事物内部特殊矛盾所决定的并通过各种特殊属性表现出来的内在规定性。糖是一种质，醋是另一种质。甲醇是一种质，乙醇是另一种质。液体是一种质，固体是另一种质。分子、原子、离子、核子都是不同的质。美国是一种质，中国是另一种质。资本主义是一种质，社会主义是另一种质。个体农户是一种质，合作联合体是另一种质。县、地区、国家各级政府都是不同的质。所谓量，就是事物的质的范围、程度和等级的外在规定性。比如质量、体积、温度；溶液物质中含溶质的多少的量，象酒精度、糖度；物体的运动速度、空间位置；物质系统中各元素的相对空间结构，象恒星系中各行星、卫星与恒星之间的距离、轨道面夹角、相对运动速度；电磁场的场强、波动频率；时空曲率，时空张量，等等。一句话，量是对质的具体的规定性、是对发展了的质的规定性。
　　关于事物的质与量的范畴和质量互变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广泛的领域都应用了这个规律和这种思想方法对相应领域的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例如马克思在分析货币向资本的转化时说，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而单个货币所有者手中的货币达到一定的最低限额才可转化为资本。这就是货币的一定量转化为资本之质。同时马克思明确指出，这正象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发现的关于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化为质的区别这样一个规律的正确性。马克思应用这个规律分析生产协作时则发现，通过协作不仅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一种新的生产力、集体力。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对这个规律特别予以总结性阐发和论述，把它作为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并应用它分析了自然科学的许多问题。
　　马克思说这个规律是黑格尔首先发现的，这的确是事实，只是黑格尔将这个本来是客观世界的规律纳入了他的唯心主义逻辑体系。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小逻辑》中对这个规律都有较详细的涉及和论述，这是他在人类哲学史上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在黑格尔之前的中外哲学史上，也曾有过关系到质和量的内容，特别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研究过事物的“品质”、“本质”及运动，提出事物的运动有三类，即质方面的运动，量方面的运动和空间方面的运动；质变是在整个质变事物上一下子发生的，就犹如水结冰的情形一样；质变是间断的、是从一方趋向对立的他方。应该认为，亚里士多德在人类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质变、量变的概念并具有质变是飞跃的初步思想。但是他并没有发现质与量互变的规律。
　　质与量互变的规律就是质与量矛盾运动的规律，既然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是人类哲学思想长期发展的重要成果，而又是宇宙的一项基本性规律，我们结合当今自然科学的成果和社会运动的新情况对它予以再考察、再讨论就是完全必要的。
　　我们还是先沿着宇宙的物质演化过程，考察一下质与量的矛盾运动。宇宙当初是小小的“实时空”，这“时空”就是场、就是物质吗？不是。时空与场和实物物质虽然总是处在矛盾运动中，一切时空都包含着场和实物因素，然而时空的质并不等于场，更不等于实物物质。这好似动物的卵子包含着动物的因素、而它却不等于动物。“实时空”是一种质，这种质由于“大爆炸”和“暴胀”之量变到一定程度，才发生“真空相变”，时空中才产生了一般所说的场和实物物质之新的质。一切场都是实物物质吗？也不是。虽然场与实物总是处在矛盾运动中、一切场都包含实物物质因素，但二者却是不同的质。只有当场中产生能量波动之量变、形成能量较高的“波包”时，场的质才转化为粒子的质。宇宙在产生粒子之质、比如产生夸克和轻子以后，又开始新的量变。相对稳定粒子的数量不断增加，宇宙的温度逐渐降低，在相对稳定夸克达到一定密度和宇宙温度降低到一定程度时，夸克便可聚合为强子。而且夸克在聚合时，只是达到一定的量、如达到三个才能形成一个质子或中子，达到二个才能形成一个π介子，不达到一定量变的界限，就不能形成新的质。质变之后又是更新的量变；在宇宙温度量变到一定的程度后，质子、中子、电子相结合，形成氢原子和氦原子，这又是一个质变过程。在恒星内部温度、压力量变到一定程度时，氢发生质变，转化为氦，这也是一种量到质的转化。在大质量恒星里及超新星爆炸中，通过反复的量变—质变，将产生出碳、氧、氮、铁等各种各样的元素。而且不同数量的核子、电子相结合形成的化学元素是不同的，又是不同的量决定着不同的质。致使化学元素周期表中各元素都有确定的序数、原子量、电子量及其排列状况、即空间几何量，各元素既代表不同的质又代表不同的量，是质与量的对立统一体。
　　宇宙星云团到恒星的形成是一次显著的质变。而这个质变是星云物质不断集聚、积累的量变结果。在讨论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时已经例举涉及到，随着恒星的基本矛盾双方主导与非主导地位的转化，其分过程的质就发生转化。这就表明，每个分过程的量变达到一定的关节点就发生质变；然后质变又转化为量变。质变与量变相互转化，直到恒星生命终结，完成一更全面、更根本的整体性质变。
　　不同质量的恒星，其演化阶段和生命结束方式是不一样的，也表现了质与量的矛盾转化关系。质量小于0.5个太阳质量的恒星，它大致经历星云团→原始恒星→主序恒星三个阶段；质量大于0.5个而小于1.44个太阳质量的恒星，在经过三个阶段以后，还要经过一个红巨星阶段。而质量大于1.44个太阳质量的恒星，在红巨星阶段后，还要再经过一个超新星阶段。不同的量转化为具有不同阶段过程的不同质的恒星。恒星寿终以后，形成各种残骸性天体，即白矮星、中子星、黑矮星、黑洞。这些不同质天体的形成，也是由不同的量决定的。质量小于0.5个太阳质量的恒星由主序恒星直接形成白矮星；质量大于0.5个太阳质量而小于1.44个太阳质量的恒星由红巨星变成白矮星。质量大于1.44个太阳质量而经过超新星爆炸后所保留质量小于1.44个太阳质量者也形成白矮星；质量大于1.44个而小于2个太阳质量者形成中子星；质量大于2个太阳质量者形成黑洞。白矮星和中子星都将进一步转化为黑矮星。
　　天体物理学家在研究主序恒星形成时，发现了恒星的质量的大小决定着它是否能够演化为主序恒星。研究表明，形成主序恒星的质量界限最小为十分之一个太阳质量；最大为90个太阳质量，这是两个关节点。无论小于十分之一个、还是大于90个太阳质量的恒星，都不可能形成主序恒星。如果质量太小，当它还没能演化为主序恒星时，其物质就疏散到宇宙时空中。如果恒星太大，譬如说100倍、1000倍乃至100万倍太阳质量的恒星，只有当它以很大的速度向时空抛撒物质，降到90个太阳质量时，才可出现氢的平静燃烧，形成主序恒星。
　　恒星系，比如太阳系的行星分布照样体现着质与量的矛盾运动。大家知道，行星分两大类，一类是类地行星；一类是类木行星。所谓类地、类木行星表示了两种不同的质。类地行星都是固态星球、含有大量的金属和其他重元素物质，平均密度为水的5.1倍。类木行星基本上是气态星球，有部分液态物质、冰和少量重金属物质，平均密度仅为水的1.4倍。这种不同的质是与其离太阳距离之空间量对立统一的。类地行星分布在近太阳轨道上，水星距太阳平均只有约5790万公里；火星距太阳也不过约2.279亿公里。而类木行星距太阳要远得多了，木星距太阳约平均7.78亿公里；最远的冥王星距太阳平均约达59亿公里。木星为水星离太阳距离的13.44倍；冥王星为火星离太阳距离的25.89倍。正是这种量的悬殊决定了它们质的差别。在自然科学的眼光看来，这种量与质的关系是由于密度越大的物质越靠近引力中心的缘故。而在忽略具体物理原因的哲学眼光看来，这只能是质量互变规律的表现。九大行星各自离太阳的平均距离按顺序排列起来接近一个等比数列，an＋1/an＝β≈1.7，说明空间量与物质分布、行星运行轨道之间是很有规律的，而这种规律性自然也正是质与量矛盾运动的反映。同时这种分布代表着太阳系的不同能量等级，不同能量等级既是特定的量、也是特定的质。而且很容易发现，太阳系的这种能级分布方式与原子的能级分布颇有相似之处，进一步说明这种质与量的规律带有普遍性。
　　物质的演化运动一进入化学领域，质与量相互转化的规律就表现得更加明显起来。同种元素的不同数量形成完全不同质的物质；同种元素、同样的数量而不同的空间几何结构量也形成不同质的物质，即化学上所称的同分异构体。例如二个氧原子形成人们十分熟悉的氧气分子；而三个氧原子则形成性质完全不同的臭氧。由十个氢原子和四个碳原子组成的同分异构体正丁烷与异丁烷，是两种具有不同特性的物质，前者与后者分别表现为，熔点为－138.4℃与－159.6℃；沸点为0.5℃与－11.7℃；液态时的密度为0.5788克/厘米3与0.557克/厘米3。从更普遍的情况看来，形形色色的有机化合物，其化学元素无非都是碳、氢、氧、氮，还有硫、磷、卤素等少量物质，都是不同的量形成了不同的质。在不了解化学的人看来，用天然气制造化肥、用煤碳制造纺织纤维，用大豆渣生产出漂亮的衣料，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在懂化学的人看来，无非是将同样的物质元素按照各种特定的量重新排列组合。在哲学看来都是质与量的相互转化。
　　生命这种高级物质，比起无生命物质来说当然有着极大的质的区分。然而，构成生命体的元素也并没有什么特殊，也不过是特定的量转化为特定的生命物质。生命是蛋白质的存在方式，而蛋白质是什么？归根结底都是碳、氢、氧、氮等元素特定的代数和几何量。美国化学家米勒（S.L.miler）于1953年就成功利用CH4、NH3、H2O、H2等材料，通过加热和蒸汽通电制得了蛋白质的直接材料氨基酸。遗传基因脱氧核糖核酸（DNA）和基因信使、信息转录物质核糖核酸（RNA）的分子结构当然是很复杂的，但是它们也是碳、氢、氧、氮、磷这类元素特定量的转化形式。
　　在生物进化中，变异积累到一定的量，就会形成一种新的物种。现在包括人类在内的200万种之多的生物，都是各种量变向质变转化的结果。
　　人类社会的演化，同样是量与质的矛盾运动。在人由动物演化产生以后，开始了一个新的量变过程。多个个体组成一个群体，量转化为质，群体是不同于个体代数和的新的质。原始社会，几个氏族联合为一个部落，氏族的量转化为部落的质。对于国家来说，它的领土、人口的一定量也会使它的质发生某种变化。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各个小国与秦始皇统一以后的秦帝国是不同质的国家。除了其它因素以外，仅仅量的因素也会使其成为不同的质。正如黑格尔对类似问题曾经分析过的，当讨论一个具有一万多平方英里领土及四万人口的国家时，我们无庸置疑即可承认几平方英里的领土或几千人口的增减，对于这个国家的宪法决不会有重大影响。但当国家的面积不断地增加或减少，达到某一点时，只是由于这种量的变化，就会使得宪法的质不能不改变。瑞士一个小邦的宪法决不适于一个大帝国，同样罗马帝国的宪法如果移植于德国一个小城，也不会适合。
　　在我们日常的现实中，很多人、很多厂房、很多机器设备等各种因素组成工厂。显然，工厂的质既不是个体人的质，更不是个别房子、个别机器的质，而是由各因素的一定量、按照一定的比例关系量结合在一起转化成的新的质。
　　不必再作更多、更详细的考察，已经看得很清楚，在物质演化的任何领域、任何过程中都贯彻着质与量的矛盾运动，足以表现出，它是宇宙中一个基本性规律。如果对这个规律加以分析，可以看出它包含着几层含义。一层含义是，事物是质与量的对立统一，一定的质包含着一定的量，一定的量包含着一定的质。所谓质是一定量的质，所谓量是一定质的量，没有无量的质，也没有无质的量。质可以转化为量，量可以转化为质。二是，事物的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转化为量变，量变与质变交替转换、往复循环。三是，一切事物的量变中都有质变，质变中都有量变。量变中的质变是局部性质变，质变中的量变是急剧的量变。质变与量变既相交替又相交融，形成事物过程完整的质与量的矛盾运动。下面，我们对这几点略加说明。
　　先说第一点。拿物质的几种基本状态来说，超固态、固态、液态、气态、等离子态、“真空态”各自表现出十分明显的特点、明显的质。各自不同的质与不同的量密切联系着，没有那些不同的量就没有其不同的质；反过来说，没有各自特殊的质，也就没有其特殊的量。超固态物质白矮星、中子星，相对而言具有较小的高度弯曲的几何空间；物质高度密集，密度可达108—1015克/厘米3；物质靠电子和中子简并力、泡利不相容力与物质引力某种量的相对平衡，维持一定的外部形状。一般固态物质，在同样质量的情况下比超固态物质具有比较大的、曲率比较小的空间；其中的分子与分子之间、原子与原子之间都保持一定的空间尺度；分子、原子都处在一定空域、一定强度的振动状态。液态物质中的分子与分子或原子与原子之间作用力减小、运动空域增大，空间结构已较松散，因而没有一定的外部形状。气态物质的空间结构已经甚是松散，分子已没有稳定的空间位置、各自处在比较大自由程的运动中；谈不上形状，体积也不稳定。等离子体的空间结构更加松散，电子、原子核，乃至亚核粒子都处在游离的自由运动状态。“真空态”物质已经没有稳定的实物粒子，一般表现为场物质，空间结构趋于平直。我们可以说，不同的质就是不同的特定量，不同的特定量就是不同的质。特定的量可以转化为特定的质，特定的质可以转化为特定的量。
　　再说明一下第二点。世界处在绝对、永恒的运动中，事物的运动就是质的运动和量的运动，或称为质变和量变。正如人们知道的，所谓质变，就是事物基本性质的变化，是一种事物变成另一种事物。事物的质变是由于其内部基本矛盾的运动引起的，或者由于基本矛盾的双方主导与非主导地位发生了转化；或者由于一种基本矛盾转化为另一种基本矛盾。后一种转化比起前一种转化将造成事物更根本的质变。这种变化往往以突变、飞跃的形式进行。所谓量变，就是事物以某种相对稳定质为基础所发生的各种代数和几何的数量变化。事物的量变是在其内部未发生基本矛盾的转化、而且基本矛盾双方的主导、非主导地位也未发生转化的情况下的变化。这种变化一般以渐进的、缓慢的形式进行。在事物的运动变化过程中，总是一个质变过程接着一个量变过程，然后又是新的质变过程，二者交替不已，事物不断推陈出新。上边我们叙述过的宇宙的物质演化运动，就是在这种质变与量变的交替过程中演化出越来越高级的物质形式。人类社会也是在这种交替运动中演化出越来越高级的社会形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各方面量的变化，随着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和社会心理、意识形态量的变化，随着各种社会因素聚焦在的社会阶级力量对比的量的变化，人类社会形态已发生了多次质变。原始社会的量变—质变为奴隶社会，奴隶社会的量变—质变为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量变—质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就是这样量变与质变交替运动着。现在正处在世界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在有的国家发生了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质变；有的国家仍处在资本主义量变状态；还有的国家在经过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质变以后又反复质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主导与非主导地位的转化也可能会出现多次反复，但是毫无疑问，人类将来的普遍性社会形态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如果从更长远的观点和社会质与量矛盾运动的延续来说，到共产主义以后仍将继续发生量变—质变，从而出现更新质的社会，尽管今天的人们还无法想象那是什么样的。
　　（下接2楼）

任何事物的量变都有一个限度，即关节点、或度量线，到了这个限度就必然发生质变。任何事物的质变、即旧质的结束、新质的产生都是一次飞跃、都有一个飞跃点，飞跃点即关节点、度量线。由于事物都处在复杂交错的矛盾运动网络中，每一个飞跃点都是由很复杂的因素决定的。而且越高级的物质形态，其飞跃点的决定因素越复杂。在一个大气压下纯净水转化为冰的温度飞跃点为零摄氏度，转化为蒸汽的温度飞跃点为一百摄氏度。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冰转化为水、蒸汽转化为水的飞跃点也是零摄氏度和一百摄氏度。这里假设了水是纯净的、外部压力是一个大气压的条件。实际上在自然界中情况要复杂得多。如果水的纯净度、比如某海域的水含盐量等杂质是变化的；外部压力、比如大气压力是经常波动的，水的质变飞跃点也定会是波动的。因此任何关节点或飞跃点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在实践中人们只能根据具体情况限定某些最主要的条件、测定或估计飞跃点的大概范围。我们可以作一个通俗的比喻，驾汽车飞越黄河的运动员，他有一个十分严格的、没有任何尺度范围的起飞点吗？那是不可能的，他只能有一个起飞点的范围，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所谓的点。风力、风向、车速、坡度都是影响起飞点的因素。当我们说水的凝固温度为零度、沸腾温度为一百度时，是指零度和一百度左右。即使限定了压力、水的纯净度的条件以后，水的凝固点和沸点的精确性仍然是相对的，绝对的精确性是不可能达到的。如果人们把水的温度作为条件加以限定，再限定一个纯净度条件，也可以测定或估算水的压力凝固点和沸点；如果把温度、压力条件都限定，也可以测定和估算它的某种溶质的凝固点和沸点，比如含盐量凝固点（融化点），大雪以后马路上撒盐水时可能就要作这种估算。但是不论什么样的飞跃点，它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人们只能限定和控制认识了的条件，而不可能限定和控制由复杂矛盾运动网络造成的无穷的条件。
　　生物进化中量变的因素更要复杂得多，因此其度量线和飞跃点就更难确定。一般说来，环境的因素促使生物发生变异，即很可能就是环境因素改变了遗传基因分子的某种代数或几何量，从而使下一代出现变异特征。环境又对变异作出选择。而生物由于自身的功能又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对环境施加着影响、改变着环境、乃至改造着环境。环境本身的因素已经是十分复杂的、并处于动态中。如，地理环境，包括地形、资源、日照状况、雷雨状况、温度、湿度、空气成分及其流动状况等等；外空间环境，包括宇宙射线情况、地球与其它星球相互作用中引力场、电磁场状况等等。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这就使得环境与变异的关系更加复杂起来。而且，即使没有环境因素，生物的遗传基因分子自身也处在各种矛盾运动中，也会发生某种量的变化和表现为基因突变的某种质的变化。因为任何物质都处在永恒的矛盾运动中，连最稳定的物质粒子质子（P）也是可以衰变的。生物遗传基因自身的变异因素实际上与环境之间又会发生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最终又会影响变异。所有人们知道的和不知道的复杂交织的因素，都会对生物变异造成影响。在复杂的难以细致分析的矛盾运动中，要考察某一个因素、即使是基础性因素的影响、比如生物的生存资料对生物变异的度量线或产生新物种的飞跃点的影响，都是很困难的。人们只能大概估计生存资料的变化是影响生物进化的重要因素，甚至也可以笼统地估计生存资料大概量变到什么样的程度、什么样的范围状况，就容易造成生物新物种的形成，而绝不可能在生存资料与生物物种进化之间作出严格的对应关系函数或曲线。如果谁要说他作出了那种严格座标系统，可以指出每一个新物种产生的确切的飞跃点，那肯定是伪造和骗人的。
　　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一般说来生产力是决定性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指明的。但是，与生产力交织作用而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比生物变异的作用因素更要复杂得多，谁也不可能把这个矛盾运动网络完全理清。单就人是有意志的人、能够主观能动地改造世界这一点，就为社会发展带来了只可估量而不可算清的复杂性。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意志、尤其各个阶级都想按照自己的意志和世界观改造世界。他们对社会意识、对政治结构、对经济基础、对生产力等社会的各个方面都造成影响。人们只能估计各种主要力量的大概对比关系、为社会造成影响的大概趋势，而不可能象数学那样作到严密量化的程度。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上各种意志和力量的平行四边形求和，也只能是原则性的、概略估计性的，不可能象物理学中的力的合成那样具体。再就生产力本身来说，人们对它创造了一些量化的办法，但是什么样的量能够全面反映生产力而且能够作为社会整体发展的数学式的横座标轴？可以说没有人能够作出来。各种各样的复杂因素都使得，人们要作一个社会发展变革与生产力发展的严格的数学座标系统是不可能的。因此，任何社会运动的度量线和飞跃点都不可能是确切的。所谓铜器时代是奴隶制时代、铁器时代是封建制时代、蒸汽机时代是资本主义时代，这也只是一种经验的总结、是生产力的质与生产关系质的对应，而不是质与量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在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已经到了向社会主义转化的程度、即度量线。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及此后社会主义阵营的逐渐形成，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反复就象一切其他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反复一样，属于题中应有之义，而绝不是有的先生所认为的，所谓生产力量的发展还不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的度量线。我们说，人类社会正处在这样的度量线上，正处在资本主义的质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质的过渡时期。下边我们马上就要分析到，事物转化的关节点、度量线绝不是超时空和超量值的点和线，那种本身没有任何量的点和线，在宇宙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第三点要说明的是，事物的质变和量变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种相对性一方面在于质变与量变的含义是相对的，质变相对于量变而言、量变相对于质变而言，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没有后者也就没有前者。另一方面在于，质变过程中有量变，量变过程中有质变，二者相互包含、相互交融。所谓质变，就是以质变为支配方面、量变为被支配方面的质与量的矛盾运动；所谓量变，就是以量变为支配方面、质变为被支配方面的质与量的矛盾运动。质变与量变的相互转化只是矛盾双方支配与被支配方面的转化，不是一个方面完全否定另一个方面。在任何矛盾运动中，如果一个方面完全、彻底否定另一个方面的时候，也就是这一对矛盾根本解决的时候，作为否定者的这一方面除了在新的矛盾中有可能获得新质的存在意义外，已经随着原来矛盾的消失而消失。
　　只要对已涉及过的常见的固、液、气三态物质转化的情况再稍加分析，便可看到质变与量变相互交融性之一斑。三态物质在熔点、沸点的相互转化，自然是质变过程。可是任何物体的融化或凝固、气化或液化都处在一定的时间、空间量中，即处在时空的量变中。也正是在时间、空间的变化过程中，物质的微观结构中包含的代数和几何量、比如分子之间的距离发生了快速的变化。如果我们把事情说得深奥一点，还可以说在固、液、气三态的质变过程中，宏观的时空量与微观结构的时空量发生了快速的相互转化。气态物质较大的宏观时空量，可以转化为液态、固态微观结构复杂性较大的时空量；反之，微观结构复杂性的时空量也可以转化为宏观时空量。如果把朝宏观变化时空叫作正向时空，朝微观复杂性方向变化时空叫作负向时空，那么又可以把固、液、气三态的转化看作是正、负时空之间的相互转化。用相对论的语言，也就是时空曲率和结构的变化。而正负之变、曲率之变、几何结构之变都是量变。
　　从另一方面看，固、液、气三态物质在质的飞跃点以外的所有情况下都是总体上的量变过程。可是固态晶体物质，按照量子理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非晶格化的概率，即存在晶体物质局部向液态、向气态质的转化，有些物质甚至有明显的升华现象。液态物质的蒸发更是常见的现象，这也是量变中局部质的转化。非晶体物质随着温度升高之量变，逐渐软化、液化、乃至气化，这是更明显的量变中部分、某种程度的质变的表现。由此可见，量变过程中部分的、某种程度的质变是质的飞跃的准备；质的飞跃是量变过程渐变的加剧。也就是说，质变是急剧的量变；量变是缓慢的质变。质变是某种量变的相对中断和另一些量变的加剧；量变是某种质的连续和另一些质的相对中断。事物总是量变与质变、渐变与飞跃、连续与间断的矛盾运动过程。
　　当然，在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已经涉及到，质变与量变相对性的另一种情况。对于事物的某一方面说是质变，对于另一方面就可能是量变；同一种变化，对于某一事物说是质变，对于另一事物就可能是量变。反之也是一样，对于某一方面、某一事物的量变，对于另一方面、另一事物就可能是质变。在我们说固、液、气三态中质变是急剧的量变时，这里的量不包括温度量，因为在三态物质相互飞跃转化过程中，温度是基本不变的，而急剧变化的是时空量。其物质内能量、即吸热、放热量也发生着急剧量变。这就是说，物质的状态对温度而言表现为质变，而对时空量、内能量讲是急剧的量变。在人们日常看到的事物中，比如，一座座高楼大厦盖了起来，这对于大楼来说是量的变化；而对于从狭小、暗淡的小平房搬入大楼居住的居民们的生活来说，就是一种质变。
　　一般说来，一些较小过程的质变在由它们形成的较大过程中表现为量变。某个过程相对于某种量的质变，相对于另一些量则表现为急剧的量变。例如，在动物演化中，一个新物种的出现对于物种转化过程是质变，而对于总的动物群类增加只是一种量变。对于动物物种的质变，对于遗传基因的排列组合来说又是量变。总之，一切量变、质变都不能绝对化，都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下接3楼）

为了进一步认识量变与质变相互交替而又相互交融的矛盾运动，我们简略叙述和分析一下俄罗斯及原苏联较长一段社会运动过程。这似乎有些罗嗦，但作为体察质与量矛盾运动的相当完整的例子，应该是十分有价值的。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到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夕，是俄罗斯社会运动的量变过程。沙皇对俄罗斯人民的压迫和剥削越来越残酷，其统治手段越来越暴烈。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中越来越多的人对统治者由不满到怨恨，革命情绪也就愈加明显。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范围和影响深度迅速扩大。工人革命运动随之兴起，并很快地壮大着。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当初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及后来的布尔什维克党产生以后，不论在人数上、阶级觉悟上、组织程度上都不断地发展着。还有其他很多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量变。而这个量变过程又充满着部分的、某种程度的质变。人民对沙皇统治由不满到怨恨；由敢怒而不敢言到组织起来进行革命斗争；工人阶级政党由无到有，由无政府状态到布尔什维克党的严格的组织状态；由思想分歧到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沙皇的统治由一般和平手段到暴力手段；帝国主义的明争暗斗到公开发动战争，等等，都是很明显的局部质变过程。如果再考察更细小的过程，可以发现俄罗斯社会整体的量变过程中部分的、某种程度的质变是层层叠叠、不可穷尽的，好似某个自然物质系统中层层叠叠的子系统、各元素的转化运动。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当然是一个质变过程。这个质变使俄罗斯由封建专制国家和短暂的资产阶级政权飞跃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质变又为整个人类开辟了新天地、新纪元，由资本主义时代跨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由近代跨入现代。历史学家正是以此作为历史时代划分的界碑。然而，这个质的飞跃过程不是超时空、超量值的，而是一个急剧的量变过程。这个过程如果按俄历1917年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革命暴发、到次日凌晨攻占冬宫、以及当天组成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府为标志来看，历经的时间量为一天；各阶级、各派政治力量的相对空间量自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天发生的重大革命事件有工人、士兵起义者占领首都各重要据点；占领冬宫；召开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宣布国家政权归苏维埃；通过《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组成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府等多个事件。俄罗斯社会结构在代数量、几何量、相互作用量上都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变化。如果从准备起义到俄历1918年2月全国陆续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个时期来看，其间发生的各种量变就更丰富、更巨大。
　　十月革命成功以后，俄罗斯在政治上转化为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在经济上却是落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农奴制经济的混合体。到了三十年代末期苏联才又一次发生质变、成为政治经济相协调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二十多年是经济发展、经济结构改革的量变过程。而这个量变过程中同样充满着部分的、某种程度的、层层叠叠的质变。经过几年的经济恢复，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经济年度，农业达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七，大工业产值达到战前水平的四分之三。接着，苏联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指导下，到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度，工农业总产值超过战前水平，工业中的社会主义成份占到百分之八十六，也就是私人成份只有百分之十四。从一九二九年开始，苏联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到一九三三年初，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全部产值的百分之七十；绝大部分企业实行了七小时工作制，有害作业实行了六小时工作制。到一九三四年初，社会主义工业已占全部工业的百分之九十九；社会主义农业、即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已约占全部播种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从一九三三年开始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至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用四年三个月提前完成。到一九三七年末，工业生产达到一九二九年水平的百分之四百二十八，较战前水平增长了七倍多。到一九三七年间，完成了农业集体化，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达一千八百五十万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三；集体农庄播种面积占全部农民播种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九；一九三七年集体农庄供给国家的商品麦子为十七亿多普特，为一九一三年全国农村供给的四倍。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职工实际工资增加了一倍以上。国家工资基金一九三三年为三百四十亿卢布，一九三七年增加到八百一十亿卢布。国家的社会保险基金由一九三三年的四十六亿卢布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五十六亿卢布，仅一九三七年当年内用在职工保险、医疗、改善日常物质和文化生活上的经费达一百亿卢布。集体农民每个劳动日领取的谷物由一九三五年的一、二公斤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十二至二十公斤。在谷物产区集体农户每年领得五百至一千五百普特谷物；在经济作物区每户每年领得数万卢布货币。一九三六年建设托儿所、幼儿园、妇产院等支出二十一亿七千四百万卢布；一九三七年为多子女家庭补助金达十亿卢布。中小学生数量由一九一四年的八百万人增加到一九三六年的二千八百万人。高等学校学生由一九一四年的十一万二千人增加到一九三六年的五十四万二千人。不必再列出更多数据了，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对这些数据稍加思考，不难发现它们既充分表现了在苏联的这个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丰富的量变；又表现了各个部分、各种不同程度的质变飞跃点。正是由于这种量变和局部质变的积累，使苏联发展到工业、农业、教育、卫生、人民收入水平全面提高且生产资料全面公有化、从而社会整体发生质的飞跃，苏联建成了一个政治经济协调一致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讨论通过并开始实施的新宪法就是整体质变的、飞跃的标志。当然，一九三七年以后，撇开二战期间不说，是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量变过程，到五十年代中期成为一个更加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带头和榜样式国家；成为能与资本主义首领美国相抗衡的国家。
　　苏联在九十年代初，由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乃至后期的世界第二超级大国到亡党亡国、四分五裂，俄罗斯由一个强大的苏联内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变成一个经济大幅度倒退的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显然，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质变。这个质变过程之前自然是一个较长期的量变过程。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变化过程远在赫鲁晓夫时期就开始了。首先是政治上的变化，政治变化中首先是领导苏联国家的核心力量共产党的变化。党的成份是党产生什么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赫鲁晓夫时期恰恰大大改变了这个基础。1956年赫鲁晓夫当政后苏共党员总数为721.5万，其中工人占32.0%，农民占17.1%，知识分子占50.9%。1956年苏共二十大，工人代表比例为18.5%，农民为13.8%，知识分子为67.7%。显然，所谓无产阶级政党，工人、农民已经不是主要成份。为了便于比较量变的大小，我们把自1918年以来苏联共产党几次有明确记载的成份数据都列在这里：1918年党员总数27万，其中工人占56.9%，农民占14.5%，各种知识分子占28.6%；1927年党员总数为102.5万，相应比例为：56.3%、22.3%、21.4%；1934年党员总数为187.4万，相应比例为：*.5%、27.%、7.7%。1924年十三大，工人代表占63.2%，农民代表占5.4%，知识分子代表占31.4%；1930年十六大相应比例为71.2%、6.7%，22.1%；1937年十七大相应比例为60.0%，8.0%，32.0%。苏联共产党在1956年所发生的成份变化既是党的整体性上的量变，又是某种程度上的质变。劳动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他们又是工人阶级中一个特殊的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人在工人阶级政党内占有一定比例是应该的、也是党强大的标志之一。但这个在社会上居少数的特殊阶层如果在共产党内占了优势，而作为社会上多数的产业工人在自己的党内反而占少数，共产党的性质就容易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共产党就容易形成一个特权阶层党。赫鲁晓夫时期已经把苏联共产党由无产阶级政党改称为“全民党”，就是一定程度质变的公开声明。在苏联当时的政权机构上也有类似的既是总体量变又是局部质变的情况。在分配上，许多企业里高级职员或经理们的工资与普通雇员的工资以十比一、二十比一、五十比一等比例扩大着差别；所谓高级人物还有豪华住宅、园林花园、网球场及游泳池、海滨高级疗养院等等，这些量变，也体现着某种程度的质变。
　　在赫鲁晓夫以后，苏联几届领导人时期的政策与赫鲁晓夫时期的政策本质上是相同的，党权、政权、阶级基础继续发生着量变和局部质变。
　　在经济上，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时期都还是在发展着，但可以认为这是苏联社会主义从“高能态”到“低能态”过程中一种自然的能量释放，正象处在激发的高能态原子向低能态转变中放出一定的光和能一样。但是，苏联的经济发展在70年代末出现下降趋势，80年代初开始出现停滞现象，似乎苏联社会已接近低能态。请看一系列量变数据：1961年至1965年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6.5%；1966年至1970年年均增长7.7%；1971年至1975年年均增长5.8%；1976年至1980年年均增长4.3%；1981年增长3.2%；1982年增长2.6%，这多象原子中从高到低的能级排列啊！农业总产值的量变所表现出来的部分质变更为显著，1966年至1970年年均增长3.9%；1971年至1975年年均增长2.5%；1976年至1980年年均增长1.8%；而1981年则出现负增长、为－2%；当然1982年增长回升为4%，就象大海中一只出了问题的船，已经把握不住航向和吃水线。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经济全面走向负增长，航船进入沉没时期。戈尔巴乔夫执政前五年，即1981年至1985年，国民经济年均增长3.2%；1986年至1988年年均增长2.8%；1989年为2.4%；而1990年则负增长、为－4%；同年国民生产总值负增长为－2%；社会劳动生产率为－3%；工业产值为－1.2%。进而，1991年国民收入负增长为－10%；国民生产总值负增长为－8%；劳动生产率负增长为－9%。这些量变所意味着的部分质变，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方针上明显表现出来。
　　苏联国家和社会在经过1956年至1991年的量变、也即各个部分、各种程度的质变之后，已经到了它整体、彻底质变的关节点。1991年苏联共产党及苏联国家解散，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强国质变为各个资本主义小国。俄罗斯又回到苏联建立之前的单独的俄罗斯国家。叶利钦执政和所谓“休克疗法”标志着社会主义彻底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质变过程的开始。俄罗斯的社会质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剧烈的量变现象是极其典型的。物价的飞涨就是其中之一。例如，莫斯科的物价，1997年10月与1985年至1990年相比，地铁票每张由5戈比涨至2000卢布，涨幅4万倍；电车、汽车票每张由5戈比涨至2500卢布，涨幅5万倍；白面包每800克由25戈比涨至2500卢布，涨幅1万倍；牛奶、鸡蛋、鸡肉、牛肉、香肠、报纸涨幅分别为6940倍、5000倍、4580倍、18680倍、16600倍、75000倍。
　　物价飞涨与货币贬值必然联系在一起。1985年，卢布与美元汇率为0.65卢布兑换1美元；1990年为5900卢布兑换1美元；1999年按“新卢布”（原1000卢布兑换1新卢布）为24.5卢布兑换1美元。即卢布对美元1990年贬值到1985年的万分之1.1；1999年6月贬值到1985年的十万分之2.65，这是以天文数字发生的剧变。
　　在此也举一个职工收入的例子。苏联时期的80年代在医疗、保健和学费全免等许多集体福利的情况下，大学教授的货币工资为300—700卢布，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为250卢布。1999年一位大学新闻系副主任月工资为700卢布，莫斯科退休老人的退休金为400卢布。可以认为前后时期职工货币收入大致相同。按一个大学教授前后工资都为700卢布计，在1985年相当于实物面包2240公斤或牛奶1944升，或鸡肉19444公斤，或牛肉36842公斤，或地铁票14000张，或报纸35000份；而1999年则相当于面包206公斤，或牛奶58公斤，或鸡肉18公斤，或牛肉14公斤，或地铁票233张，或报纸233份。其质变过程中量的变化急剧性也是极其明显的。
　　对于俄罗斯和原苏联社会运动过程中质变与量变情况的粗略分析用了我们比较大的篇幅和笔墨，我们相信这是有意义的，正象在法律学中分析典型案例一样。现在对质与量的矛盾运动再继续作一点讨论。
　　质与量的矛盾运动表明，物质是间断与连续的矛盾运动。这不仅在于象在讨论场与实物矛盾运动时所讲过的那样，实物表现了时空和物质的间断性，场表现了时空和物质的连续性。而且在于，即使单从实物物质看也是连续与间断的对立统一。因为量变是渐变，渐变就是一种连续性；质变是飞跃，飞跃就是一种间断性。
　　物质的连续性与间断性的矛盾运动表明，物质是无限与有限的矛盾运动。就物质的连续性来说，它是无限的；就物质的间断性来说，它又是有限的。就宇观方向来看，宇宙之外还有宇宙，宇宙是无限的；就某种特定质的宇宙来说，它又是有限的。在微观方向看来，就物质的连续性来说，它的分割是没有界限的、无限可分的；就物质的间断性来说，它的分割不能超过某种质的界限、分割是有限的。对宏观物体的机械分割的最大限度是分割到单个分子。面包片切得再薄，也不可能薄于一个分子的直径；肉末剁得再碎也不可能小于一个分子。中国古代所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自然，在机械分割到达极限以后，可以继续进行化学分割。而化学分割也是有极限的，就是最大限度可分割到原子。比如一个氯分子只能分成两份，即两个氯原子；一个二氧化硅分子只能分成质量不完全相等的三份，一个硅原子和两个氧原子；一个乙醇、即酒精分子，则只能分成不完全相等的九份，二个碳原子、六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当然，对原子可以进行核物理分割。而核物理分割又以质子、中子、电子为终点。如此下去，物质的分割就形成无限与有限的矛盾运动。
　　在此，我们需要谈一下所谓“夸克禁闭”问题。人类至今认识到的最深层次的物质粒子是夸克和胶子，它们一般处在由其构成的强子的束缚态。因而有的物理学家为了解决某种理论问题作出了“夸克禁闭”的假设。哲学界有的人似乎抓住了什么“无可辩驳”的依据，说物质没有无限可分性，到了强子这一层次连夸克都不可能分出来了，再往下分更是不可能的，夸克是物质最小的粒子。在矛盾运动观看来，按照质量互变的规律，所谓“夸克禁闭”只能是人类已有的认识能力和分割、检测手段所达到的暂时界限，而远不是物质可分性的最终界限。即使在科学界也认为，如果把原子核高度压缩，使核子之间的边界都被挤压而消失，或加高温度使强子边界消失，强子物质相就可以变成夸克、胶子等离子相。粒子理论的研究预言，这种相变的能量或温度为200MeV至300 MeV，即2.3?012K至3.5?012K。这就说明科学界承认夸克胶子并不绝对禁闭在强子中，它完全可以成为等离子自由态。
　　我们应该接受人类认识史上屡次的教训。人类在未能认识原子结构之前，认为原子是物质不可再分的最小微粒，世界是由“原子”与“虚空”构成的。所以取名为“原子”，意思就是说它是最本原的物质微粒。虽然古代的“原子论”对人类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也长期在一定程度阻碍着人们对物质世界的更深入认识，“原子”“禁闭”了一部分人的头脑。当近、现代原子论将原子内部结构揭示清楚以后，在物理学领域又曾出现过所谓“基本粒子”的概念，认为象质子、中子、电子这些粒子是物质的最基本的、最原始的粒子，即物质到了“基本粒子”这个层次，再也不能继续分割下去了。这种概念又曾在较长的时期束缚着人们的认识活动，甚至今天还有着部分影响。但是，当人类揭示出所谓“基本粒子”并不基本的时候，这种禁闭性的概念又被突破了。即使所谓“夸克禁闭”，现在不也开始有所突破吗？2000年2月10日欧洲核子中心宣布获得了“飞快自由转动”的夸克和胶子的时候，还能说夸克是绝对“禁闭”的吗？
　　人们再也不应该相信有什么最终的、最本原的粒子。列宁早就说过，电子也是不可穷尽的。现在我们可以大胆的断言，光子也是不可穷尽的。应该相信实践多次证明过的物质规律，物质是质与量的矛盾运动、连续与间断的矛盾运动、无限与有限的矛盾运动。物质不可能有绝对的禁闭状态，当然也不可能有绝对的开放和自由状态。一切物质都只能是自由与禁闭的对立统一和矛盾运动。在一定的能量状态下它是禁闭的；在较大的能量状态下它就变成自由的。今天我们看来它是禁闭的，当提高和改善手段以后，就可以解放它，使其成为自由的。
　　人类对更深物质层次的认识和解放，不仅受到创造高能量手段的限制，也受到检测手段的限制。当今用于检测粒子的最小媒介物质粒子是光子，如果被检测物质单个粒子的能量和尺度比光子的能量和尺度还要小得多，这好比手持一把米尺直接去测量一个分子一样，是量不出什么结果的。我们的测量仪表除结构、精度问题之外，往往还有一个原理问题。例如，如果利用物质的光电转换特性设计的仪表去检测可能没有什么光电特性的物质，那是不会有结果的。检测仪表从原理、结构、媒介物质等方面的改进工作又是与人们对物质认识的深度处在矛盾运动中。越是深入到更深物质层次，认识就越困难；对物质的认识越困难，检测仪表的根本改进也就越困难，从而似乎成为一个恶性循环。但是绝对的恶性循环是不可能存在的，总是某个环节会被突破的。某个环节的突破就将成为全面性突破，恶性循环就会变成良性循环，科学就将前进一大步。
　　写到这里，我们须要用几句话对前面的讨论归纳一下。质与量的矛盾运动是宇宙的基本性矛盾运动，它存在于宇宙演化及一切事物的运动过程中。事物的质与量相互包含、相辅相成。质变与量变相互交替、相互交融。质变是事物质的飞跃、又是量的急剧变化过程；量变是事物的渐变、又是部分的、某种程度的质变过程。质与量的相互转化，形成世界连续与间断、无限与有限的矛盾运动。世界上一切物质都是自由与禁闭的矛盾运动。
　　
　　时间与空间、时空与物质、场与实物、分与合、质与量的矛盾运动都是密切关联的宇宙的基本性矛盾运动。正是这些矛盾运动是世界各种事物普遍联系、完美统一而又千变万化、绚丽多彩的内在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