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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的存在5：价值
叔本华哲学是对康德哲学的重大发展，他的成就在于他真正指明了存在问题的方向，但从现实意义来说，这样的指明还不如没有——“存在”被迷失了。叔本华无可辩驳的命题打破了“存在”让人信服的根基，等到他踌躇满志地说服人们认同了他以后，才发现了这一问题，连他自己也感到惊慌失措，最后仍然不得不在逻辑中面对意志沉沦。使得人们记住叔本华并不为他在形而上学问题上取得了进展，而是他的悲观论哲学。在他身后，尼采通过查拉图斯特拉这位“信使”道出了叔本华哲学的核心：上帝死了！
上帝之死是因为上帝曾经“活”过，以上帝曾经以他的“意志”为这个世界（主要是西方世界）建立了一切的秩序与道德的根基，如今随着上帝之死而消散，查拉图斯特拉进一步预言了虚无主义时代的来临，这时人们祈求将有一位超人降临，以他的强力意志去重估一切价值，重建这个世界的秩序与道德……尼采之后，世界进入他所描述的虚无主义的时代：欧洲文明的无度扩张走到了瓶颈，泡沫崩溃、经济萧条、一次大战、二次大战；但是超人最终没有出现。之后，海德格尔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称之为“现代人的无家可归状态”，他以一个严谨哲学家的身份留下这一份死后才告知人们的挣扎：必须相信这个世界仍然有一个上帝！“上帝”复活了，这并非圣经中的“神迹”，也不是辩证法中无中生有的情节，而是回归价值的力量在人们心中的复苏的故事；虚无无法被否定，只能够超越，这里我们要谈论形而上学的最后一种形式：价值。
这还要从叔本华的两个命题说起，“存在是我的形式（表象），存在是我的意志”。形式——是虚幻而非实质的，意志——是主观而非客观的，这些都是被证明的。无论是虚幻还是主观都是无根的，也就是说你所看到、听到、想到的一切你认为“真”的东西都其实没有根据，是虚幻和主观的臆造。这一命题不是人们没有能力理解，只是无法接受，人们都“相信”这个世界的存在是确实的，“它（世界）就是这样子如我们所感受和理解的那样真实”！叔本华对世界的命题打破了这一认识的根基：你认为这个世界的存在都是真的吗？no no no，那只是你的意志愿望如此，是你臆造出了现实的模样，并且以为自己“生存”其中；真实的世界是什么？虚无！这个世界的根本是虚无，生命的本质是毫无意义的延续，人所谓的自由意志只是这个虚无构造的一部分，让你总以为自己能改变什么但其实什么也无法改变；你的意志就是驱使你实现虚无的动力，最终达到虚无。
以上这番话并非引自叔本华哲学的文本，只是用来说明叔本华的意志论走向虚无主义悲观论的大致逻辑，不是很精确，但能代表大部分人对叔本华哲学的直接感受；人们无法接受是因为它涉及到了对人类前途的否定，这才是问题的核心。这个结果来得如此决绝，连叔本华自己也措手不及，急忙要去挽救这个答案，在叔本华的后期哲学中一直在为意志寻求世界精神及伦理上的根据可见一斑，以至于人们在他的犹豫不决中对他的真实意图模棱两可，一会儿肯定意志，一会儿否定；一会儿正视死亡，一会儿要将意志之痛苦寄身于艺术，将意志的解脱寄托于艺术不能说不是旁门左道，当然这些不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内容。
回到存在中，我们发现叔本华的命题有个逻辑上的问题：什么是所谓的“真相”？叔本华说“存在是我的形式，存在是我的意志，这是一个真理”，如果不是真理提出这个命题没有意义；如果这是真理，那真理是什么？形式和意志的世界中是否有所谓真理，或者我们凭什么超出形式和意志去提出一个“真理”？既然我们要把人们相信客观世界的存在定义为“主观的臆造”，并且发誓必须“揭露其虚伪的本质”，可是我们凭什么去揭露呢，形式、意志还这个原本就虚无的世界？这让人想起那个著名的“说谎者悖论”，有个人说“我所说这句话的是假的”，那这句话到底是真还是假的？如果这句话是真的，那我所说的是一句假话；如果这话是假的，那我所说的就是一句真话。语言的根基被说谎者玩弄，人们无所适从，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叔本华有意玩弄悖论，可是在他不知觉陷入到这个悖论中之后，失却“存在”的根基，却以什么来作为提出真相的基础呢？这个发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算是个好消息，至少可以暂时先缓口气，不必相信叔本华为人类命运做的悲观论述是出自于什么真理，只是我们的存在问题还没有最终了结。
要跳出悖论，我们就必须站在这个命题表述的内容之外，提出所谓的“真相”的根基，然后才能论命题提出的根据。根基在哪里呢？带着这个问题让我们再次回溯到康德哲学的“物自体”概念，记得叔本华对此概念强烈地反对，说“物自体说法是梦呓中的怪物”，前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展开，因为康德没有对此进行申辩的言论，但是到了这里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叔本华在下这一定论时犯了一个过于草率的错误，即将存在的一切根源都归结为“先验”因素。
“先验”指先于体验的在，意思是说在我们经历某种体验之前，必须判断出某种存在者，那是在我们的思想和感官中已经具有这种存在方式，才显现出这种东西的存在。康德哲学提出“先验理性”的说法指出了存在的这种根据，叔本华的意志论更加完善了这种根据。叔本华将存在的一切根源归结于先验不能说完全没道理，至少在形式逻辑上完全合理，因为凡事必然有果必有因，之所以发生存在是因为有发生存在的根据，这些根据在发生存在之前就已经事先规定好的；但是将这种因果方式在形而上学中讨论却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经验事件的发生并不完全听由我们的先验规定，先验只规定了存在的形式，而且这种规定还是带有意向性（意志），而不决定存在事件的具体发生，事件的具体发生超出形而上学的范畴，是“超验”的。
“超验”即超出体验的在，意思是说有某种东西的在是我们的感觉和认识的形式之外，是我们无法把握的。康德提出的自在之物、物自体就是指这种超出体验之外的在；而叔本华将意志冠以自在之名，否定了一种超验的物自体，无异于自绝了作为讨论存在的普遍前提，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先验根基能够说明存在之存在所以如此而非彼的必然，使叔本华无论将意志论得多么神通广大，无所不包，也最终不可避免陷入虚无的悖论，所以虚无主义哲学在形式逻辑上无可挑剔，只是在现实中苍白无力。
也就是说在使存在得以发生的那个根据实际上来自两个方面：先验和超验，先验是我们的感官和理性思维的方式，超验是我们身处的真实环境，而存在是主体在先验中提出了形式和意志对超验进行的规定并且将其容纳的方式，并非全由思想所臆造。目前为止我们对形而上学存在方式的讨论全部都是基于先验的内容的讨论与完善，没有超验的内容，那是因为超验是我们无法讨论的，“物自体”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个原则。但是不能因为我们不讨论、无法讨论就否定我们必须面对的这个问题，虽然我们不能学习唯物主义讨论物质那样直接浅显。
如此一来我们又陷入到了另一个悖论：既然超验是我们无法体验也无法认知和证明的，那我们如何断定了这种超验的东西确实在，而且在我们的存在中具有某种决定作用呢？在此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任何人都绝对不能断定，只能说这是我们规定而且相信了。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相信那种不是我们能够体验到的超验的在，如何相信？
回到现实中来，我们在此讨论形而上学问题，把自己当作是具有形而上学能力的主体，这种能力的发生取决于什么，大脑，心脏，还是你的躯干、四肢、生殖器？当然不能说这些不重要但都不是关键，关键是你是个生存着的人，你见死人能思考吗？显然没有生存的前提谈不上任何对存在的思考。需要生存就要满足生存所需的条件，比如我们每天要吃饭，要睡觉等等，当然生存不仅仅是吃饭睡觉，还要过的舒服，活得精彩诸如此类的就不提了；涉及到“生存”所需要的种种条件，是主体自身所具备的吗？我们能把自身当作一个独立的“自在”，把自己当作能够孤立于自身所处的环境之外独自生存的个体，那人的生存在火星上跟地球上又有什么不同呢？是的，不可能。生存必须在特定环境下，而且必须依赖对环境中客体形式的需求，甚至于在环境不能够满足自身需求的时候还被迫改变自身方式去适应环境，否则就去死……
生存活动在大自然中的弱势是存在无法忽视的根基，意志对“存在”的创造出于主体对客体形式的需求，围绕着自身的生存方式提供帮助的手段。也就是说之所以会产生“存在”这种方式，是出于主体必须借助客体才能够生存这一前提，对客体形式进行标定的手段。这一手段从创造之始就与“真实”无关，但重要的并非所谓真实，而是我们要对自身生存负责；假如有人说：“我所看到的都是形式，一切都是自我创造的幻觉……我站在高楼上，不相信往下跳能把我怎么样……”若只是随便说说，任何人都无法在逻辑上反驳你，但如果有人真的这样相信而去尝试做些什么的话，结果很可能说明了他的存在方式不适合选择生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什么理由藐视这个形式和意志的世界，如此自信地认为这个世界是绝对的虚无呢？我们必须相信在“我的形式”虚幻的背后隐藏着某种真实的东西，是使“我的意志”得以延伸的根据，这个问题非常现实，绝非凭空想象！
在此“相信”并非口头上说说而已，而是身体力行上遵循，生存责任的寄托，是“意志”。口头上说说不是相信，因为它不构成存在，我们可以把这种只想说不想做的东西归为意愿，它与意志的区别在于，意志是要付诸行动的，有行动力去实践你的想法的才成为意志的，有人在理解时把意志和意愿混为一谈是非常不恰当的，可能源自于连提出意志的叔本华本人也没有去做严格区分，看得出他后期越来越倾向于用抽象思想诉求去表达自己的哲学，而非一种寄托生存责任的信念，那是因为他仍然渴望求生的信念在与走向虚无的逻辑背道而驰，他是一个逻辑上的虚无论者，而不是发自内心信仰的虚无主义者，事实上没有人是这样的虚无主义者。所以意志作为存在的根基的说法应该是我的行动决定我的存在，而不是说“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后者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荒谬的。
所以我们谈论意志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其具有何种行动力，而不仅仅是其具有什么诉求，这也是我们之前将客体存在物定义为某种意志的根据，而主体赋予了这种意志，也是根据自身行动的方式去定义了客体。我们认为这种行动方式最根本就是“生存”，表现出来是对外在客体进行索取或改变的行动，及维护自身生存方式的各种手段。对此叔本华也同样认为意志归根结底是一种需求，只是他把意志想象成“本质上没有一切目的和止境的追求”，在没有超验的前提下把意志看成是个不负责任地冒出欲望的永动机，是使得他的意志论最终失据的根源。实际上无论什么时候主体的意志都是有目和有止境的，这是行动力得以具体实施的前提，但之所以成为那种“无目的”“无止境”的需求，正是由于外在环境的超验——那不是主体能够凭自身先验方式去掌控的东西。在这个前提下，意志的先验“因果”不构成必然，一方面是先验需求与获得满足之间的因果不必然，另一方面是先验依据与实践效果之间的因果不必然，因此只能以一种无限探求，有限相信某种可能性依据的方式，去追求被满足的可能性达到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有限的可能性被无限地拓展下被越来越精准的描述，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存在”。
在这个角度上，我们认为存在的范围是无限广阔的，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达到了极限，或者必将能够达到极限，这点我想谁都会认同；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存在的实质并非“必然”，当然也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可能”。对于“必然”这个词，人们已经用的太习惯了：在经历了某种体验后我们认识到一个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的原因，这是毫无疑议的逻辑，但这只适用于事后的分析评论。而真正的问题是在面对超验事件的发生前我们必须做出的先验判断及付诸行动的指南，也就是“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在事件发生之前我们凭什么知道或者如何驱使某一事件得以发生或不发生，所以我们一直在问“to be”是怎么回事，是存在的核心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存在是一种可能，而不是必然，没有任何证明存在为必然的依据。比如说“树苗长成大树”这个命题在之前我们作为根据律来讨论，我们知道物自体中根本没有“树苗”、“大树”和“长成”这种东西，所以这个命题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个存在，那么事实上树苗必然会长成大树吗？不一定，可能会因为缺乏阳光水分等原因而终止成长，科学是这样解释的，在没有科学人们同样会这样认为，对此人们也并不缺乏这方面失败的事实经验，但这不重要，那是因为这是一直以来人们的经验发现，这是大树这种存在能够实现的最可靠的依据，而不在乎它是否是必然；同样“那是一匹马”，马是什么？物自体中根本没有马，我们说马是马的理念，它不必然地指这匹马或者那匹马，而是我们赋予的具有某种可能的性特征或行动方式的存在，在场的我们基于感官中某样东西表现出了这样的形式做的判断，只要保证一个可能性的覆盖，通过一种可能性去达到这种规定，足以构成了我们的“存在”，但是你要拿某种必然的标准去推敲它，没有任何存在是最终站得住脚的。
存在是一种可能，这一命题与叔本华的意志论有区别，而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似。与叔本华的区别在于“可能”不是我的可能，一种可能性的存在并不在于它是否我感受和思考到了何种形式而决定其与否，也不因我的意志而发生改变。比如说“树苗长成大树”，我说我不认可就可以取消掉这一存在的可能性吗；我为了杜绝这一可能性的发生，我让所有树苗都无法生长，真这样想的话不是不可以，但行动力能够达得到吗？所以存在不是虚幻的形式或主观的意志，虽然它确实是这样子被创造出来，但不能说存在就是这些东西，否则大家就凭着自己的意志和形式自言自语好了。存在最终是要投向一个客观，作为谈论超验的一个共同基础，这时候存在不是被它的制造者所独力能左右的了。
说它与辩证法相似，因为“可能”就是辩证法的核心，我们说“一样东西辩证存在着”，然后解释道：即是说这样东西存在也不存在，说不存在也存在；说存在有存在的理由，说不存在有不存在的理由……介于是与非之间的存在争了半天也不清楚就成了存在，说白了其实就两个字——“可能”。当然“辩证”这个词会比较耀眼一点，能把话说到云里雾里，用“可能”就完全没有这种效果，我是没有这种水平，不过把“辩证”作为存在的终极诉求，就无法回避一种诡辩了，因为这个世界上可能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们把“可能”也就是辩证关系推广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无所不在，并无不可，但这有意义吗？好像说假设人要从高楼上跳下来，他有可能翘辫子，可能挂彩了，也可能不死不受伤，你能用一个“辩证”去说明什么问题呢？在之前我们批驳辩证法，并不是它做错了什么，而是它根本不去解决问题。
所以问题还是得回到意志上来，对于我们的问题来说，关键不在于所有事件的发生是否可能，而在于具体这个事件会发生是为什么。可能性作为存在并非没有前提的，意志也并非没有任何根据和没有目的，意志所追求的是维护生存及使生存方式的获得满足，在这个前提下没什么特别原因人不会去做在高楼上往下跳这种危险动作，就算不死不伤也没什么好处，当然有人想自杀是另一回事，也只能说明意志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实现的结果是他再也没有机会去考虑跳楼，所以这并非一种可以延续自身的可能；但如果说楼上发生火灾，人必须在烧死和摔伤中做一个选择，那就很难不去考虑这是一种存在的可能了。所以存在并不在于是不是有各种可能性普遍地存在，而在于主体的直观（感官和行动力）能够延伸到的地方具有各种发生的可能性，在生存方式的前提下使之被规定为一种利害，这时候存在成为一种可以被衡量与计算的东西，使意志活动在其提供的可能性中进行取舍，并寄予相信及行动上的遵循。所以不管我们将存在表达为何种形式：理念、先验方式、客观思想、关系、辩证否定、还是我的表象、我的意志，最终都将被归结为一个价值的问题，具体地说来就是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什么可信什么是不可信的问题，作为主体在面对超验世界的意志指引，最终决定什么是我们应该做什么，什么不应该做，这是存在之所以成为问题的核心。
to be or not to be的发问更多是在于：面对不可知的超验世界，作为主体的我应该如何选择取舍，能使我趋向于一个更善的结果，这种选择跟“真实”与否没有直接关联，应该说真实本身也是出于对一种更善的诉求，叔本华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诉求下提出了“存在是我的意志”这一命题，并命之为真理，只是在他的逻辑悖离了这个前提，现在我们能够理解了他的悖论背后的根据。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回头去谈论“上帝”的话题。上帝是存在的吗？上帝的真实存在是超验的，我们无法体验、无法证明，同时也无法证伪，与物自体一样，对此我们来说那是一种可能。我们知道存在皆为可能，在无法证明的情况下物自体也是一种可能而被我们相信，又何妨多相信一个上帝呢？对此不是妨不妨的问题，而是我们因为我们不这样相信就无法真正适应生存，相信是一种生存的必须，那么上帝呢？对于在中华文化背景下成长的我来说，上帝对我的生存方式没有必然影响，它是否存在都不会被我惦记，也就无所谓一种存在；但是对于在基督教文明背景下生存的欧洲人来说，一千多年的文化根基都与上帝紧密联系，上帝就是他们的生存方式，思想、道德、伦理、法律等等都建立在上帝存在的根基上，否定上帝无异于推翻了整个价值核心，将他们赖以生存的方式导入一个虚无的境地，这个问题比上帝真实存在与否的疑问来得更加现实，这是上帝最终回归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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