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哲学的五个基础性问题（五：认识的两种源泉问题）

五是认识的两种源泉问题。

认识的两种源泉问题与抽象概念的本质问题，是联系十分紧密的两个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上，这两个问题几乎是相伴而生、而发展的。

柏拉图认为对理念的认识是灵魂的回忆，在对回忆说证明时说：“这个很好证明就是：当你向人提问题的时候，如果问题提得恰当，被问的人就会自己作出正确的回答。他们如果不是自己已经有了某种知识和正确的理解，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假如你让他们解决数学上的作图题之类，那就可以看得十分明显。”[1]这说明在柏拉图的唯心主义解释中包含了运用逻辑推理进行理性直观来认识理念的合理成分。

中世纪意大利经院哲学家托马斯，“承认知识开始于感觉，感觉是知识的一个来源，但不是惟一来源；人的灵魂的理智活动同样也是知识的一个来源。”[2]

近代英国哲学家洛克认为，“知识归根到底都是导源于经验的。我们对于外界可感物的观察，或者对于我们自己直觉到、反省到的我们心灵的内部活动的观察，就是供给我们的理智以全部思维材料的东西。这两者乃是知识的源泉，从其中涌出我们所具有的或者能够自然地具有的全部观念。”[3]“这两种东西，就是作为感觉对象的外界的、物质的东西，和作为反省观念的我们自己的心灵的内部活动，在我看来乃是产生我们全部观念的仅有的来源。”[4]

近代德国哲学家谢林认为，有感性直观，还有与其相对立的智性直观[5]。

现代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在他的名著《纯粹现象学通论》中提出了一切原则之原则：“即每一种原出给予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法源泉”[6]。这里胡塞尔所说的合法源泉主要是指经验直观的源泉和本质直观的源泉，而他所说的经验直观即感性直观，他所说的本质直观即理性直观。

我们通过对以上几位哲学史上著名哲学家的观点的回顾，说明认识的两种源泉问题，在哲学史上是源远流长的。认识的两种源泉问题之所以引起哲学史上一些著名哲学家的重视，重要的原因就是，承认认识有两种源泉，是承认两种科学并存的前提，而两种认识源泉之一的理性直观是思辨科学的基础，当然也是哲学的基础。承认认识的两种源泉的必然性，承认理性直观的必然性，是哲学发展的必然结论。

在人类的认识中，认识的两种源泉即感性直观和理性直观，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没有感性直观，人类就认识不了客观事物，如果人类没有理性直观，人类就认识不了最普遍的东西，认识不了概念的本质和规律，认识不了认识自身，也认识不了作为抽象概念本质的客观事物的界限。在人类几千年的哲学思考中，形成了浩如烟海的哲学论著。在这些哲学论著中的理论，绝大部分来自理性直观，中西哲学概莫能外。马克思的著名论断“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7]这是通过理性直观得到的。列宁关于物质的定义，毛泽东关于共性和个性关系的论述[8]，也是理性直观。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论断，关于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及其关系的论断，以及关于实践具有沟通主观和客观特性的观点，等等，等等，还是理性直观。因为这些理论所论述的对象既没有实在的质的规定,也没有实在的量的规定，这些理论的正确性通过实践是检验不了的，只能凭借思辨逻辑推理进行检验。这些说明，人类的认识必然来自两个源泉，如果缺少任何一个，人类的认识就不会是全面的。

其次，感性直观和理性直观是相反相成的关系。以感性直观为基础的实证科学为理性直观提供直观的材料。比如，正是在实证科学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基础上，理性直观才能认识事物的界限；正是实证科学认识了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理性直观才能认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律。同时作为以理性直观为基础的思辨科学也为实证科学提供理论指导，为人类的理性提供立足点和基点。

在本书的第九章将论述，作为以感性直观为基础的经过实践检验的实证科学真理是相对真理，而经作为以理性直观为基础的经过严密思辨逻辑证明的思辨科学真理是必然真理。欧几里得几何学就是理性直观的一个范例。正是因为理性直观为基础的思辨科学真理是必然真理，也就使思辨科学真理成为笛卡尔所寻求的“无可怀疑的东西”[9]，才为人类理性提供依托。如果只承认以感性直观为基础的实证科学的合法性，不承认理性直观的合法性，不承认思辨科学真理的必然性，那么这样的认识就要出现混乱，就要自相矛盾、自陷困境。

西方现代哲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就是只承认实证科学，拒斥思辨科学特别是哲学的典型代表。但是，不管实证主义者喜欢对证实原则作什么样的说明，只要根据它自己的意义标准，证实原则本身是否是一个有意义的陈述，这是实证主义者们很难回答的问题。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已经知道了这种困难，只得承认，他自己为了论证哲学而使用的语言也是“没有含义的”。人们一旦爬过梯子，登上高处，就要把梯子一脚蹬开[10]。然而尽管这样，维特根斯坦还是疏忽了这样的问题，既然他的论述是没有含义的，又怎能论述哲学问题呢？！又怎能成为梯子呢？！维特根斯坦的无奈说明，这是逻辑实证主义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就当然地成为了逻辑实证主义解体的重要理论原因之一。

其实逻辑实证主义所遭遇的尴尬和困难，不在于实证原则本身，因为实证原则在实证科学范围内是可以经过整体论的改造后而成为可接受的原则。问题在于逻辑实证主义者们把实证原则推向了极端，把实证原则作为有意义的惟一标准，以此拒斥思辨科学特别是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的教训说明，不给以理性直观为基础的思辨科学特别是哲学留下地盘，自己也就无容身之地。因为对于实证原则的认识、证实，是由以理性直观为基础的思辨科学来进行的，正是作为以理性直观为基础的思辨科学的哲学认识论，才能给出科学的、必然的理论根据。

我们人类的理论大厦，不会建立在解构主义者所认定的沙滩上，不会建立在实用主义者所认定的信念上，也不会建立在逻辑实用主义者所认定的约定上，而是建立在以理性直观为基础的思辨科学特别是哲学的必然真理这个坚固的基础上；并且哲学认识论告诉我们，实践是检验实证科学理论的标准。凡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实证科学理论，是在一定客观条件下近似的与客观对象相符合的。人类的认识是通过相对真理不断向绝对真理逼近，而且这些认识都是必然真理；这些都是理性直观的结果。

在这里必须指出，和认识的两种源泉紧密联系的，是认识的两种对象问题，也是认识论的一个重大问题。比如德国近代哲学家康德，是承认认识有两种源泉的。但他认为认识的对象只有一种，即可以感性直观的现象界。这是康德认识论的根本失误。

以上这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正确解决，涉及唯物论的基础；第四个问题的正确解决，涉及辩证法的基础；第二个问题的正确解决，涉及实证科学的基础；第四个问题的正确解决，涉及思辨科学的基础；第五个问题的正确解决，涉及认识论的基础；这五个问题的正确解决，涉及唯物主义可知论的基础。因此，这五个基础问题是否正确解决，对于哲学由前科学向科学的进一步转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表现为若干不同历史阶段的哲学发展史，不是绝对谬误的陈列馆，而是人类认识哲学真理的纪念堂，闪烁着一尊尊人类认识哲学真理过程中代表各种学派、各种著名学说的塑像。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奠定的科学的哲学、统一的哲学，它必然包容哲学史上所有有价值的各种学派、各种著名学说的研究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就是哲学史那座纪念堂，但却是经过改造了的。这种改造的本质，就是划定每尊塑像在纪念堂中所应占据的位置，即属于哲学的某一部分或某一范畴。因为有些塑像，甚至很多塑像都想占据超过自身应该占据的范围；还有些塑像，想单独占据整个纪念堂；更有甚者，要拆毁人类经过几千年奋斗建起的这座恢宏的纪念堂，凭借一点点自我欣赏的东西，另建殿堂，并且还“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什么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什么可知论、不可知论，什么客观、主观，什么真理、谬误，等等，等等，统统是无稽之谈。就像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凭借着“幼稚”和无知甚至还有追求“真理”的“勇气”，妄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也仅只是想独占纪念堂的另一种形式而已。由此种种，就不仅形成不同学派和著名学说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使这些学派和著名学说的研究成果由真理变成了谬误。因此哲学由前科学向科学的哲学、统一的哲学的转变过程，也是一种协调的过程，使哲学史上各种学派和著名学说的塑像，在科学的、统一的哲学殿堂中各得其所。但这种协调，绝不是无原则的调和，绝不是给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留下地盘的那种调和，而是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即唯物辩证法为前提的协调。在这种协调过程中，还要大力保护好人类经过几千年精心劳动而构筑的这座恢宏的哲学殿堂。

感性直观和理性直观?悬了点

说教太多,论证少了,不是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