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改革：难道真的狼来了？（转贴）

转贴---关天茶社 作者：老酷 2004-9-12 中国改革：难道真的狼来了？（修改版） 　　 　　自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震撼性演讲之后，中国经济学界接连失语了好几天。这种失语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郎咸平触动了人们许多很长时间未被触动过的神经。从朴素的感情上来看，人们觉得郎咸平说得确实很实在；但从理智上看，却又有些吃不准。郎咸平是谁？他有何背景？他在说些什么？他到底想干什么？他向“国退民进”叫停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又意味着什么？在他的声音中，我们应该如何保持自己政治和经济上的风险最小化？……这一系列的盘算，使饱受打击的知识界瞠目结舌。面面相觑一段时间之后，才有人试探性地表了一下态。在经济学界公认的几位专家公开回应之后，百家争鸣的局面似乎才真正出现。但表面上的众说纷纭，掩饰不住思维模式上的非此即彼，争论似乎已经使几年前就频频交手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又一次成为对立面，而且大有演化为朋党之争的趋势。历史上朋党之争激烈的结果，不是使社会前进就是使社会倒退。那么这次争论会把中国引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呢？ 　　难道真的“狼来了”？ 　　我认为这次争论的激化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八九悲剧的必然恶果。众所周知，八九悲剧，是邓氏改革开放政策两次高潮之间的一个分水岭。此前十年，无论政治改革，还是经济改革，都在中国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但是由于体制本身多年的内在缺陷，僵化的政治体制已经越来越成为经济改革的障碍，腐败问题渐露端倪。如果能够加快政治改革的步子，中国经济将会实现一次更大的腾飞。反之，改革成果将为那些腐败官员所窃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会面临变成官僚资本主义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也有过一次朋党之争。最后直接导致了那次轰轰烈烈的民间抗议运动。 　　然而底层的呼声很快被冲动而恐慌的当局打压下去。我们暂时还无法获知当局当时是否确有恐吓人民、纵容腐败的主观动机，但事实上，渡过八九之后两年多的经济萧条，南巡讲话迎来经济改革的又一个春天时，中国自上而下全社会的腐败变得有恃无恐了，那些现行的腐败者，那些体制内和体制外磨刀霍霍随时准备加入腐败大家庭的投机分子们，心理上都有了“开枪，为腐败送行”的安全感和庄严感。在腐败和反腐败呼声都沉寂两年之后，一九九二年春天给人们带来了多少希望啊。 　　极权体制下的人民，无不打上最高领导人的深深烙印。经济上的激进和政治上的保守，经济上的大胆和政治上的胆小，也迅速成为九十年代国人的群体性格特征。表现在改革上，就是政治上的裹足不前和经济上的裸身狂奔。 　　经济改革在中国从各个层面展开，首当其冲的就是国有企业改革。无疑，国企改革的动机是美好的，然而，美好的动机并不能带来美好的现实。没有相关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保驾护航，越是激进的改革，就越是导致无法控制的灾难。然而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即使意识到了也不敢说，即使敢说也无法说出来，因为“言论自由”事实上被从现实中删除掉。国人被软硬兼施地拖到经济的独木桥上，人人都被告知，尽情享用你的经济权，完全放弃你的政治权。至于经济权和政治权的不协调可能带来的后患，官方和民间都睁一眼闭一眼，存而不论。由于政治权太少，而经济权较多，在八十年代还含有贬义的“金钱”二字，突然成为全民争相崇拜的图腾。在这样一个狭窄的夹缝里，没有人能挡得住政治上的压力，也没有人能挡得住经济上的诱惑，为金钱巧取豪夺、不择手段迅速成为美德和才能的标志。中华民族在地球上存在了五千年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九十年代这样道德沦丧；世界上有五十多亿人口，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像九十年代的中国人一样寡鲜廉耻。 　　虽然在谈论改革的时候谈论道德非常不合时宜，但是如果把目光深入到九十年代这个畸形的历史时期，就不难发现，谈论道德仍然大有必要，因为体制是不让谈、不敢谈、谈了也没用的，可以谈的只能是道德。众所周知，道德必需依赖于完善的制度，制度就像人的身躯，而道德只是人的衣服。病态、残疾的人即使穿上华贵漂亮的衣服，也依然是丑陋不堪的。可是这个“一切向钱看”的九十时代，是一个崇尚“道德天体主义”的时代，人们不仅可以不穿衣服，而且还会滚上一身臭泥，横行无阻。于是乎，穿衣服的人不去靠近不穿衣服的人，甚至不敢看那些根本不穿衣服的人。跟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相比，在邓氏推动的第二个改革高潮中，这批不穿衣服甚至浑身臭泥的官吏、奸商（包括他们背后充当智囊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成为了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起初，这些人还只敢小打小闹，能在极不平等的起点上比别人多赚点利润，多收点贿赂。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体制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大的漏洞，这种漏洞甚至可以用“宽能走马”来形容。毛泽东时代虽然也是一个腐败的时代，但是由于严刑峻法的威慑，由于清教徒式的道德宣传，由于表面上的“大民主”，没有几个官员敢于顶风作案、公然腐败。可是在九十年代，法制日益松弛，对官吏而言，法律的职能一分为三，形同虚设的党纪、不着边际的道德，以及废弃一旁的法律。手中大小拥有一点权力的政府官员，都成了脱缰的野马。在准市场经济大潮中初试云雨、春风一度之后，他们得寸进尺，路子越来越野，胆子越来越大。日积月累地赚钱已经不能满足他们越来越大的胃口，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一夜暴富，于是在这个还没能为勤劳和智慧者提供致富机会的时代，借钱、骗钱甚至抢钱成为最大的致富秘诀。 　　以国企改革为例，许多国企改革的流程是这样的：一个资产评估一亿元的企业（评估是不是科学、是不是规范姑且不论），准备以八千万元的价格拍卖，但是由于官商集团的暗箱操作，在公开竞标之前，企业已经被一个颇有背景的“企业家”以一千万秘密购得，这个“企业家”可以象征性地付一笔一百万的首付款，也可以分文不付。然后，他以企业抵押贷款，从银行借到一个亿，由于中国的银行根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企业，而是腐败的金融衙门，这笔钱可以偿还，也可以不还，该“企业家”完全可以把它算成自己的利润，随意挥霍！ 　　由于借钱、骗钱和抢钱比赚钱更容易暴富，不仅越来越多的奸滑之徒加入到借钱、骗钱和抢钱的行列中间，就连牟其中这样的商业天才也春心萌动。相比较而言，在大量“产权改革”的企业中，郎咸平质疑的几家企业还算是非常成功和规范的，而更多国有中小企业完全由于“改革”处于瘫痪状态。郎咸平所揭示出来的问题，只是冰山之一角。 　　在歌舞升平的富人神话中，多少职工失去工作，多少家庭经济全面崩溃？没有制度保障和监督的改革在源源不断制造富人的同时，制造着更多的穷人，就像富人需要自己的代言人一样，穷人也需要自己的代言人。如果说“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完全回避政治改革的情况下，透支了经济改革，把西方完善的经济理念和方法生硬地嫁接到中国，因而充当了富人代言人的话，那么一直被指责为“不懂经济”的“新左派”经济学家也犯了一个大同小异的错误，他们也尽可能回避政治体制改革，利用民众因对现实不满产生的怀旧情绪，把九十年代以来产生的所有罪恶推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些容易打击的对手头上，打着社会主义的招魂幡光荣地扮演了一把底层民众代言人的角色。 　　两派人马虽然多有冲突，但是由于上层自身平衡的需要，矛盾一直没有完全公开。只是到了郎咸平的讲演之后，双方的冲突才浮出水面。郎咸平并无多少现实深度和理论含量的讲演，使两个派别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尖锐观点，有人批评他们把学术问题、经济问题引向政治问题，但我却不以为然。因为在极权体制下面，不可能存在纯粹的学术问题和经济问题，一切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把学术问题和经济问题变成政治问题，这也许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只要是在规范以内，而不是你既往的派系斗争那样残酷无情和不择手段，那么无论是学术问题，还是经济问题或者政治问题方面的争论，都不是什么坏事，争，可以使学术清澈，使政治清明。也许通过这场争论，中断十五年之久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旧话重提，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公开谈论，并引起高层重视，私有制可以堂堂正正地写入法律，“反腐败”可以在法律的层面展开，而不仅仅是在党纪和道德的层面虚晃一枪。 　　如果国人的这一期待再次落空，那么，对于中国高层而言，由郎咸平引发的这场轰轰烈烈的争论，将是又一声“狼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