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生命的意义

新华网银川9月4日电（记者孟昭丽、刘佳婧、刘晓莉）王斌余，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带着改变贫穷生活的美好憧憬，17岁开始到城市打工，却在艰辛的生活中不断地痛苦挣扎，备受欺侮。数次讨要工钱无果，他愤怒之下连杀4人，重伤1人，后到当地公安局投案自首。

6月29日，宁夏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王斌余死刑。

8月19日和26日，记者先后两次到石嘴山市第一看守所，与王斌余对话了10个多小时。在取得信任的基础上，王斌余向记者坦露他的内心世界。

憧憬

我出生在甘肃省一个小山村，常年干旱家里收成不好。我6岁时妈妈就去世了，家里生活困难，一家3口人挤在一个大炕上。这几年用打工的钱，才在土房边盖了几间砖房，可是因为钱不够，新房的门窗到现在还没装上。

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我边上学还边干农活，在家里要做饭、照顾弟弟，小学四年级时我就辍学在家。

我一直想让弟弟上学，可我爸说他自己不识字不也活得好好的，更何况家里没有钱。弟弟二年级也辍学了。

在家里，我觉得自己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猫一样，总想逃出去看看。出来打工是为了挣钱，改变命运，为自己争口气。

（旁白：28日下午，在看守所，记者见到了王斌余60多岁的老父亲王立定。老人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肩上用木棒挑着一个沾满尘土的红布袋，布袋里给儿子装了几件秋衣和几个青苹果。老人是奔波了上千公里路来看儿子的。他告诉记者，儿子很不容易，从小生活不如别人，在家又做饭又洗衣，大了又到外面打工。村里人不出去打工就没法生存！儿子一时糊涂犯了事，我不识字，可我知道应该按国法处理。）

挣扎

“经村里熟人介绍，我17岁就开始到甘肃天水市打工。随后几年又到了甘肃兰州、宁夏中卫、银川、石嘴山、中宁等地，在建筑行业打工，也曾蹬过三轮车。

刚开始在天水市干建筑活，一天工资11．5元，扣除4元伙食费，最后可以拿7．5元。随后，我14岁的弟弟也到这里来干活了，他一天拿5元。我们吃的是土豆、白菜加面，啥菜便宜就买啥，住在用木板支起来的大通铺上，几十个人挤一间。

有一年春天，我在2米多高的地方打钢筋，掉到了下面7米多深的井里，都是稀泥巴，差点淹死。后来大家把我拉上去了，我总算逃过一死，却大病一场。老板不给我看病，只给了几片感冒药。

2003年8月起，我一直跟着包工头陈某干活，他揽的都是又脏又累又危险的活。在石嘴山一家电厂做保温工时，一天27元。保温用的玻璃纤维扎得人浑身起红疙瘩，我们忍受不了，老板就骂我偷懒。

吴华是工地的负责人。他经常平白无故地拿我们出气。他让我偷工地上的东西，我不干，他就打我，骂我。我们平常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7点，有时候到晚上八九点才下班，只要天亮着就干活。

我们工资一般都是年底结算，平时我们用钱只能找他借。可即使结算清了工钱，仍要扣300元的滞保金。今年老板给我们说晚上加班就给多加8块1毛钱，但最后发工资的时候他们能赖掉就赖掉了。

去年我们签了劳动合同，合同上写了交医疗保险。结果有病根本拿不到，我胃病花了1000多元还是自己掏的。出了工伤他们根本不负责任，工地上一个小伙子腿被砸了还干活呢，后来干不下去只好回家了。

（旁白：宁夏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农民工问题专家李禄胜说：农民工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合法权利经常受到侵犯。究其原因，农民工有80％是自发打工，他们没有技能，没有文化，只能从事简单的手工劳动和体力活，没有竞争力。同时，他们缺乏生活常识、法律常识、城市劳动常识，也没有任何的法律援助。）

反抗

今年5月份，父亲因为去年修房子腿被砸断一直没治好，家里急需用钱，再加上我身体一直不好，实在不想继续干下去了，就想要回今年挣的5000多元钱。可老板却只给50元。

我气不过，就去找劳动部门，他们建议我到法院。法院说受理案子要3到6个月，时间太长，让我找劳动部门。劳动部门负责人立即给陈某打电话，说他违反《劳动法》。陈某却诬赖我看工地时偷了铝皮，不给我工钱，可我并没有偷。

5月11日，经劳动部门调解，包工头吴新国向劳动部门承诺5天内给我算清工资。谁知回到工地，吴华把我们宿舍的钥匙要走了，不让我们在工地上住。晚上，我和弟弟身上没钱，可住店一天最少要10块钱，我们就到吴新国家要点生活费。吴新国一直不开门，住在旁边的苏文才、苏志刚、苏香兰、吴华还有吴新国的老婆过来让我们走。吴华骂我像条狗，用拳头打我的头，还用脚踢我，苏文才、苏志刚也一起打我和弟弟。我当时实在忍受不了，我受够了他们的气，就拿刀连捅了5个人。我当时十分害怕，就跑了，到河边洗干净血迹，就去公安局自首了。

（旁白：石嘴山市第一看守所第二管教中队中队长王佐宏：当时听到王斌余的案件时，以为他是一个凶神恶煞的人，后来通过跟踪观察，发现他很淳朴、善良。由于从小生活的环境没有多少温暖，在社会上遭到种种白眼、欺侮，多次讨要不到工钱，产生了报复心理。）

反思

下午见到了我爸，他已经瘦成那样了，见到父亲后我觉得很后悔，当时也是一时冲动。我做了傻事，法律要追究责任。我评价自己是不忠不孝。

说起来我也是坏人，不应该把别人弄死了，我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情，对于双方的父母都是伤害。

我也没有多少时间了。我爸说了，很支持记者的采访。你们采访我，文章发出来，可以让更多的人关注我们农民工。领导到下面来，只看表面大楼好着呢，我们在墙上施工，一不小心就摔死了，你知道修大楼多少民工死了？我知道有保护我们农民工的政策，但下面人不执行，我们的权利还是得不到保障。

我的愿望很简单，让我父亲、爷爷、奶奶过得好一点，他们苦了一辈子。我希望周围人都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不要瞧不起我们农民工。我希望人和人之间都很友好，都能够互帮互助。我希望社会能够更多地关注我们农民工。

（旁白：宁夏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博铭：近年来，国家越来越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农民工也要懂得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但同时，国家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各项权利。农民工是城市的建设者，只有切实保护他们的权益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不要让他们流汗后再流泪！）

来源：新华网

王斌余原本老实本分，是一只被逼急了的咬人的“兔子”。17岁到外面打工，因父亲治病急需用钱，他想要回今年挣的5000多元钱，讨薪不成反遭侮辱，激愤杀人之后，他从容自首。

连杀四人、重伤一人，按照现有的法律标准，农民王斌余难逃一死，这也正是司法机关迅速判其死刑的原因吧。有人在媒体上撰文指出，鉴于王斌余激愤杀人的背景，很难让人对其产生“死有余辜”的感觉。更有人从法理的角度来分析，王斌余不该被判死刑。从舆论对其所持的广泛同情来说，这种情与法的冲突，大有突破临界点之势。正如孙志刚（图片-新闻-网页）没有想到自己屈死的生命会换来一部恶法的废除，农民王斌余恐怕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一时冲动，会将一个巨大的问题抛给全国公众，导致舆论沸腾。

不同意判他死刑的人中，既有如学者高飞等人从法理角度分析，王斌余虽罪有应得，但罪不当诛；更有相当多数的人出于同情，认为王斌余是被逼无奈，在法律不能保护他的权益、在社会不能公正地对待他的时候，走这条路也是“情有可原”。

王斌余该如何判处，我们尊重法律——尽管法律的解释者也是人，有感情、有理性、有分歧、有不同价值取向的人。但从舆论普遍同情一个连杀四人的农民工并为之辩护来看，这本身就是对法治秩序的敲打！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刻板僵化的“惟法”者，我们就会发现，舆论为一个连杀四人的杀人犯辩护，这本身就包含着非常危险的信号！

如果说“王斌余事件”（还有此前的“不做砍手党，还是杀了人”的阿星），以一种极端扭曲的方式折射出社会公正方面存在的问题，那么，公众不同寻常的反应，则是反映了我们所处的社会的精神状态。绝大多数同情王斌余的人，不仅仅是出于道德判断那么简单，也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判断那么自觉，而是借“王斌余”之酒，浇自己心中块垒。对此，我们理应深刻反思。这种反思，不是为心理扭曲的杀人犯开脱，恰恰相反，目的是为了摆脱对这极端少数人的过分注意，而将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占着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的心灵：他们之喜、他们之忧、他们之乐、他们之怒。毕竟，与我们日常打交道的，构成和谐社会之主体的，更多的是这些普通人。

同情王斌余，并不表明公众具有所谓的仇富心态，而是对为富不仁无能为力的境况的宣泄。如果说周润发在《喋血双雄》中让人激赏的表演，是唤起了人内心英雄情结的冲动的话，那么，王斌余的暴力举动，则是点中了公众对法律疲软无奈的痛处。“暴力美学”是一个文明社会之耻，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是当下社会的无奈。

回到法律上来。任何一种具有合法性的法律，其立法的总意图就是公正原则，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假如一种法律不能有效代理执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法律就会受到质疑。而这，可能正是不少人不赞成判处王斌余死刑的又一个不便说出口的原因。

作者：肖余恨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