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六章 “文理结合”的逻辑途径

        所谓“文理”，乃教育学上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概括。“文理结合”始终是高等教育的一个“老大难”问题，究其原因，其难实际就难在哲学的滞后上。以交换哲学的观点看，“结合”也就是个交换的问题。

  1、学术分科于哲学的开放
        1.1  学术分科的起源：
        今天的学术分科空前细致，可几千年前，只有一个巫术，根本不存在分科的问题。
        巫术是巫觋们创建的学术。在原始社会生活中，先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蒙昧的，把一切未知的自然现象都视为超人力的意志的存在。而当时的巫觋们属于特殊的社会阶层，是最早的垄断文化生活的知识分子和专职的社会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劳动结果，就是对先民蒙昧的世界观加以系统的改造，创建了巫术。
        巫术是历史上第一个哲学形态，也是科学、宗教和迷信的总源头。如，在原始农业生产中，先民们一边运用已经掌握了的有关种子、土壤、水利、气候、季节、时令等农业科学知识进行耕种，同时又创造出一个“谷神”来作为农业生产的主宰，加礼拜祭，以求“有年”。
        这也就是说，学术分科的最早历史机会，应该在巫术的解构或开放之际。
        1.2  巫术开放--学术分科的第一个历史高潮：
        巫术作为蒙昧的世界观，必然限制着人们的思维，禁锢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科学的发展。科学作为对世界的正确认识，必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开拓着人们的眼界，活跃着人们的思维，解放着人们的思想，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推动着巫术的开放。
        巫术的开放，学术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繁荣、分科的高潮。
        这个高潮，在我国，就是灿烂的先秦文化：
        在数学上，《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是历史成果的时代总结，代表先秦数学科学的最高成就，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
        在文字上，“六书”造字法已有规律可循，甲骨文和金文已经定型并普遍应用，并且其形体在向篆文、隶书的演变中，逐渐由象形变为象征，由图形变为笔画，奠定了汉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文字之一的历史地位。
        在哲学上，《周易》的“太极”、“阴阳”说，道家的“天道”、“人德”观，儒家的“天人合一”论等，明显都早已摆脱了巫术思想的桎梏，即使时至今日，也仍然堪称是哲学上的最高范畴；
        在自然科学上，医和、扁鹊分别是春秋、战国时代著名的医学家，《扁鹊内经》、〈扁鹊外经〉代表着那个时代医学的最高成就；甘公、石申所著的〈甘石星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禹贡〉和〈山海经〉是古代著名的地理学著作，标志当时地理学的创建与成果；〈管子〉中的“地员”篇和〈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诸篇都是关于农业知识的总结，代表当时农业科学的发展成就；〈考工记〉是春秋末年齐国人记录手工业技术的官书，分别对车舆、宫室、兵器、礼乐诸器的制作技术与开采、冶炼等技术作了详细的记载，全面而真实地反映我国当时手工业技术的发展水平；
        在社会科学上，李悝、商鞅等是“法学”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等是“伦理学”的代表人物，墨子、白圭等是“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孙膑、吴起等是“军事学”的代表人物，苏秦、张仪等是“外交学”的代表人物，左丘明、公羊高等是“历史学”的代表人物…… 他们的学术思想涉及到社会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整合起来就是一大完整的社会思想体系；
        在文学艺术上，可谓“百花齐放”，神话、诗歌、音乐、绘画、舞蹈、建筑、雕塑等等都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成就。如在文学上，诸子散文至今仍堪称是光辉的典范，而〈诗经〉、〈离骚〉分别代表着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的源头。
        这个高潮，在欧洲，就是辉煌的古希腊文化：
        在数学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是公认的世界上最早的公理化的数学著作；
        在语言文字上，希腊语拥有公元前六世纪以前的文献；希腊字母因其古文化的先进，至今在数学与物理学中常被用作科学符号；
        在哲学上，名家济济，其中，泰勒斯是世界公认的哲学奠基人，而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等，都是世界哲学史上的巨星，对后世的影响极其重大而深远；
        在自然科学上，阿基米得、阿里斯塔克、希波克拉底分别是当时物理学、天文学和医学的杰出代表人物；德谟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既是哲学家又是科学家，是历史上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天才，他们在数学、物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等方面都有独到的建树；
        在社会科学上，上述哲学家大都是民主政治的拥护者，兼属于社会学家；“智者”中的普罗塔哥拉、希比亚、普罗蒂克、高尔吉亚、阿尔基达马与“七贤”中的梭伦等，都是社会科学的积极探索者；伊壁鸠鲁的“道德哲学”和“社会契约论”，是系统的社会学理论；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则是著名的历史学家；
        在文学艺术上，萨福、平达是诗人的代表；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与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分别是悲、喜剧作家的代表；菲狄亚斯是杰出的雕塑家，他的作品“雅典娜神像”是当时雕刻、绘画等造型艺术最高成就的集中代表。
        学术繁荣促进学术分科，学术分科促进学术繁荣。
        亚里士多德是历史上第一个有意识地从理论上对学术进行分科的人。他从哲学上，将“作为有的有”即形而上学称为“第一哲学”，将物理学与所有的自然科学称为“第二哲学”。同时，他又从其不同的性质与功用上，将学术分为“理论的科学”（哲学数学自然科学）、“实践的科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战略学）、“创造的科学”（文学艺术）和“工具的科学”（逻辑学）等。
        这样的分科在今天看来虽不够准确，但在当时却有着非常积极的指导意义。
        1.3  神学开放--学术分科的第二个历史高潮：
        学术在巫术开放后形成的繁荣局面并没有持续下去，因为中世纪新兴的封建政治很快建立起了一个取代巫术的新的官方统治哲学，即神学，它把现实一切自然现象与社会秩序都强行解释成了永恒不变的神圣不可质疑的上帝的意志，所以，神学对思想的禁锢，对科学的桎梏，比巫术要更加残酷得多。如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1548--1600）就因为反对经院神学，主张人们有怀疑宗教教义的自由，结果就被“宗教裁判所”判处死刑，被残忍地烧死在了罗马广场。
        发生于14--1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其主要思潮是“人文主义”，即从人本精神出发，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推翻作为神学、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复兴”古希腊哲学的理性，把学术研究从面向神转向面向人生、面向社会、面向自然。
        正是“文艺复兴”运动的胜利，推翻了经院哲学的统治，解构了神学的桎梏，学术迎来了它历史上第二个繁荣与分科的高潮。人们往往谈历史必谈“近代”，论科学必提“近代科学”，正是这个意义。
        这一高潮的突出特点，除了学术本身的发展外，就是推动了学术与学校教育的历史性的结合，建立了近代教育学。
        在以往的历史上，学术与教育基本上是相脱离的，一是官办的教育机构以巫术、神学或“名教”的灌输为主，科学难登其“大雅之堂”，不具有教育的科学性；二是在官办的教育机构中，受教育者的来源多为上层社会，不具有社会教育的广泛性；三是在民间，学术的传授方式基本以个人收徒、面传口授为主，基本属于个人行为，不具有研究、教育的社会性普及意义。
        “文艺复兴”时期，一大批人文主义者，在教会学校之外建立起了一批“世俗学校”，广招学生，进行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的教学研究活动，从此，哲学、科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纷纷登上了社会教育的殿堂，开创了近代教育史的先河。
        教育实践的发展，孕育并最终诞生了教育学。捷克人夸美纽斯（1592--1670）是世界公认的近代著名的教育学家。他在《大教学论》中，从教学内容到学校体制都对中世纪的教会学校给予了尖锐的批评，提出了统一学校制度、普及初等教育、扩大学科门类和教育必须遵循自然、必须突出简明性与迅速性等原则，奠定了近代教育学的理论基础，很多原则至今仍为教育实践所遵循。
        正是到了学术活动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近代，学术研究才真正具有了“社会化大生产”的意义。

   

        2、“文理结合”于哲学的总结
        2.1  学术分科的意义与矛盾：
        学术活动属于社会分工中的“脑力劳动”，而学术分科则属于“脑力劳动”中的再分工，表现为学术活动的更加细致、更加专业的专业化。
        因为只有专业化，才有广度，才有深度，才有速度，所以，学术分科的意义，就在于追求学术研究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效益。
        学术繁荣表现为学术分科，学术分科推动着学术发展，历史充分证明着这一点。
        分科作为学术的发展形式，越来越细致的专业化是必然的趋势，这个发展趋势永远不会改变，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必然永远如此。
        这样一来，便产生了一个矛盾，即分科与“结合”的矛盾。
        其一，每门科学都是从其特定的立场、角度和途径对世界某个方面的揭示，而世界是统一的，人类最终需要的是对世界的完整认识，所以，分科必须“结合”。
        其二，各门科学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为用，只有“结合”才能相互促进，否则便相互制约，所以，分科应该“结合”。
       其三，就个人而言，因精力所限，每个人都不可能同时兼顾多个专业，只能活动在某一特定的专业之内，偏于学术体系之一隅，若不能“结合”，必然因眼界的局限而最终也专不到那里去，所以，理应追求“结合”。
        这也就是说，分科只是手段，只是途径，“结合”才是目的，才是效益。
        分科与“结合”的这一矛盾，可以说与学术或与学术的分科与生俱来，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必然永远存在，并且必将随着学术的繁荣发展，随着学术分科的日益专业化而日益突出。
         从古代的“六艺”教学，到后来的“博学多闻”、“博闻强识”、“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向往，一直到当今的“复合型”、“大师级”的倡导等等，可以说，都属于对解决这个矛盾的努力，都属于“文理结合”的取向。
        2.2  “文理结合”的途径与困境：
        解决分科与“结合”的矛盾，关键是找出“结合”的科学途径。
        从逻辑上讲，学术分科虽体现于“专”，但“结合”却并不实现于“博”，因“博”即要求面面俱到，“文理”兼备，恰恰是对分科的否定，与“专”相矛盾。这也就是说，“博”并不是“文理结合”的科学途径。
        其实，在前人的探索中，除了“博”之外，还有一个“通”字。应该说，“通”才是“文理结合”的事半功倍的科学途径，因为一旦能够“博学贯通”、“触类旁通”、“融会贯通”，那么其“专”当然也就不存在局限性的问题了。
        上个世纪首先提出于西方的所谓“通识教育”，实际也就是这个意义。
        “通”即对各门科学义理的通达把握，这当然就属于哲学的职能了。
        哲学，既是学术分科的历史起点，又是概括各门科学义理的现实制高点，当然也就属于“文理结合”的学术平台。或者说，哲学的高度概括意义就是“文理结合”的意义。
        虽然直观地看，巫术与神学都是禁锢学术发展的，学术繁荣与分科的高潮都发生在它们解体之后，但是，如果要是据此就否认哲学的“结合”意义就错了。
        巫术与神学，它们本身就是对它们之前的学术成果的总结，只因它们一是总结错了，二是没能与时俱进，所以也才不可能发挥出作为哲学应有的“结合”意义的。这应该是哲学发展的时代局限性的表现，不应该把它看作是哲学本身的局限性的根据。
        哲学作为人们总的世界观，其意义总是表现在具体学术活动始终的两头，即从已有的世界观上启发、指导学术活动，再从已有的学术成果上总结、概括出新的世界观，如此终而复始，往复不已。
        当今，“文理结合”陷入了相当的困境。
        如“复合型”的倡导，实际是从分科的表面现象出发，要把各门分科的知识在个人的身上再“复合”、集合起来，实质就是要取消分科，要逆必然的分科历史趋势而动，其主观取向完全违背了客观规律，当然是行不通的。
        如果说在学术发展的比较低级的历史阶段上，还有极少数的“天才”能够同时掌握多学科的前沿知识而成为了“百科全书型”或“复合型”的话，那么，在思想学术、科学技术呈原子裂变式的加速度发展的今天，要求一个人在其有限的一生中以其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同时走到多学科的“边缘”而成为“复合型”的人才，几乎是不可能的，并且必将越来越不可能。如果一定要坚持这样的强求，那么最后不仅事倍功半，不仅取不得“复合型”的成果，相反，势必会造成对大量原本非常优秀的专业化人才的摧残。
        可以说，“复合型”的提出，反映当今的学术界，其分科与“结合”的矛盾已经相当突出了，“文理结合”已陷入了空前的困境，已经相当严重地制约着学术的正常发了。而导致这一困难处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哲学的滞后。
        今天的哲学，面对自然时就成了“自然哲学”，面对社会时就成了“政治哲学”，面对人生时又成了“人生哲学”，面对教育时又成了“教育哲学”，如此支离破碎的“哲学”，当然不可能是对学术的完整总结，不可能是对各门科学义理的融会贯通，当然也就不是“文理结合”的平台了。

   

        3、交换哲学上的“文理结合”
        以交换哲学的观点看，“文理”作为人类有机统一的交换能力，原本就是“结合”的，并必然地体现于交换的实践。现实中，任何一个人，如果不能“文理”兼备，那他就根本无法从事社会交换活动，也就无法正常地生活。实际上，人们也根本就找不出有哪一个人只有“文”的知识而没有“理”的知识，或只有“理”的知识而没有“文”的知识，充其量只是其知识的水平高低有所不同，其“文理”有所偏重而已。
        教育学上的“文理结合”，实质只是从更高的层次上，对人的交换能力的更加自觉的培养、提升罢了。
        3.1  学术活动即其“文理”成果的交换：
        学术活动作为专门的脑力劳动，是一种社会分工形式。分工必须合作，不合作就失去了分工的意义。
        物质生产领域的分工，合作于其物质产品的交换，那么，学术活动，即科学文化生产领域的分工，也必然合作于其文化产品的交换，即“文理”成果的交换。
        如，计算机是数学科学的成果，而在实践中，各行各业、从事各门科学研究的人们都在使用，并且并不需要人人都是计算机的专家，只要通过交换，“拿来主义”就行了，这实质就是学术成果社会交换的合作意义，也就是“文理结合”的意义。
        当然，计算机本身也是“文理结合”的产物，因它“拿来”了物理学的集成电路，“拿来”了化学的新材料，并且都是在“文”（社会交换秩序）中“拿来”或流通的。
        3.2  教育即交换能力的培养：
        其一，“薪火相传”的教与学即师与生之间的交换。
        私塾时代，先生“交”教学问“换”得束修，弟子“交”上束修“换”得学问。
        今天的国立学校，只是通过社会组织起来的大规模教学形式罢了，并没有改变这一交换的实质，即教师“交”教知识而“换”得工资，学生“交”出学费而“换”得知识。
        “五四运动”时期，有的教授将自己的“不耕而食、不织而衣”自谦为“寄生虫”生活，那实在是一大历史性的误会。
        其二，“德、智、体”培养的是人们的交换能力。
        “德育”，实质就是对人们交换意识的开发，对人们遵守社会交换秩序自觉性的培养。非如此，就绝不是真正的德育。
        “智育”，实质就是对人们交换智慧的开发，对人们选择能力的培养。非如此，就绝不是真正的智育。
        “体育”，当然是增强人的体质、体能的培养，而强健的体魄正是人生交换事业的“本钱”。
        这也就是说，教育学上所谓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就是指人们交换能力的全面发展，教育也就是对人们交换能力的培养。
        现代“社会学”上将教育称之为“人的社会化”，即“个人学习知识、技能和规范，取得社会生活的资格，发展自己的社会性的过程。”
        这里很明显，需要学习的“知识、技能”无非就是交换的知识、技能，需要学习的“规范”无非就是社会交换秩序，需要取得的“社会生活的资格”实质就是独立的社会交换主体的资格，舍此之外再不可能是别的什么意义。
        3.3  教育部门即学术成果的交换市场：
        教育，作为一个社会部门，作为一项社会事业，实质就是社会交换体系中的一个专门市场。对内，它组织教学，实现学术成果以教与学的方式在师生之间流传。对外，它提供合格的交换人才，服务于社会，并获取社会的支持。
        所以，教育学上的“文理结合”对教育部门的要求主要有两点：
        一是构建教育的市场机制。这样，一方面确保“文理”成果的“货畅其流”，另方面确保师生交换主体的充分选择自由，以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创造“文理结合”的优越环境。
        二是打破“文理结合”的技术壁垒。教育市场上也始终存在一个技术壁垒的问题，如，同一个“交换”概念，哲学上叫“运动”，数学上叫“量变”，物理学上叫“转换”，化学上叫“反应”，生物学上叫“代谢”，天文学上叫“运行”，地质学上叫“沉积”，经济学上叫“贸易”等等，如此语言隔膜，实已成为“文理结合”森严的“技术壁垒”。所以，必须从哲学的层面上统一学术概念，打破学科间的“专业术语”障碍，最大限度地消除学科间的人为隔膜，促进“文理”学术成果在师生、教学之间无障碍地流通，促进其“结合”。
        总之，构建教育的市场机制，意义就在于促进人们自觉地以交换的理念去顺应客观世界的交换运动，用交换的手段去揭示普遍的交换规律，从交换的途径去推进“文理”交换意义的“结合”，实现教育事业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3.4  个人的“文理结合”途径：
        “文理结合”归根到底要落实在个人的身上，其效果最终要通过个人交换能力的全面提高体现出来，所以，个人“文理结合”的途径，主要应努力把握以下四点。
        第一，自觉树立交换的世界观。
        只有自觉树立起交换的世界观，才能首先正确认识自己的社会交换地位，才能自我培养出既有独立的交换主体性格又有合作的团队精神的完美品格，才能融洽地参与社会交换，有所作为，有所成就。
        只有自觉地树立起交换的世界观，才能从宏观上统一地体认世界，统一地理解学术体系的交换意义，统一地理解各学科在学术体系中的具体地位、位置、意义、方法、途径和手段等，才能首先在自己的头脑中构筑起“文理结合”的哲学平台。
        只有自觉地树立起交换的世界观，才能加深对自己专业的体会和把握，才能一眼发现其他学科新成果对自己专业的使用价值，才能迅速作出正确的“拿来”选择，完成其“结合”，使之服务于自己的专业，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有所借助支持，有所发明创新。
        总之，自觉树立交换的世界观至关重要，否则，百事难成，非独“文理结合”的问题。
        第二，夯实语言数学基本功。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数学是思维的逻辑，它们是思维的基本能力。如果语、数的基本功欠扎实，那就难以深造，也就无所谓“文理结合”了。古今中外的教育无不重视语、数能力的训练，意义就在于此。
        其中的数学能力，如前所述，尤其基础，尤其基本。从“认识论”的理念上讲，学术体系的结构主要是三个层次，而数学处于最最基础的地位：
        观念层次：哲学；
        中间层次：文理；
        基础层次：数学。
        由此可见，“文理”虽属学术体系的主体部分但却位居中间层次，其下决定于数学（或数量思维），其上受制于哲学（或世界观）。从这个结构层次的意义上讲，“基础”与“观念”即数学与哲学的融通，即数学向上支持“文理”而拜会哲学，哲学向下总结“文理”而握手数学，才是其义理圆通的体系性的“结合”意义。
        正是这个道理，历史上“文理结合”比较突出的“百科全书式”的天才，无不是哲学思考较深且数学能力超常之人，如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近代的笛卡尔、莱布尼茨等。
        从交换哲学的观点看，数学作为专门研究量（存在的本质特征）之间相互制约、变换规律的科学，其实也就是“形而上学”，就是哲学。“交换哲学”的努力，实际就是将哲学与数学沟通了起来。如果说“交换哲学”将哲学的通俗化是对传统哲学的解构的话，那么实际也就等于它宣布了数学才是真正的哲学。与传统的哲学相比，数学，向上，整个时空都是其发展的前途；向下，统一各门科学而不失其自身的独立性，既务实又务虚，既科学又哲学。 例如《周易》，“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系辞上），以数学语言表述哲学观点，等于把数学与哲学等同了起来。
        可以说，当树立了交换的世界观并具备了时代的语数尤其是数学能力，就等于拿到了通行各学科各专业的钥匙，就能凭着偶然发现、一时灵感、兴趣转移等而转换专业，并能以较快的速度走到新专业的前沿而有所成就，就可以摆脱“从一而终”的专业限制，收获“文理结合”的效果。
        第三，比较优势的专业选择。
        “文理结合”不仅不是对专业的取消，相反，恰恰是对专业的突出，即在“结合”中加强专业，在专业加强中体现“结合”，二者对立统一，相辅相成。
        所以，每个人，在最初的专业选择中就必须从自己的比较优势出发，这关系到专业起点主动与否的问题，突出了比较优势就比较主动，否则就比较被动。这个比较优势，可以是志向，可以是兴趣，也可以是已有的基础或“冷门”的发现等。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发现、开发、发挥出每个人的比较优势。所谓的“特色教育”，实质就是对学生的比较优势的专门教育。
        在今天发达的物质生产领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每个人的职业或岗位的选择机会很多，很自由，这是个性解放与社会进步的标志。然而在学术领域，每个人的专业选择几乎一生只有一次机会，大多“从一而终”，个性的全面发展深受专业的限制，与物质生产领域的发展很不相称。
        “从一而终”的专业限制，在于它不能实事求是，否认人们一生中随着生活经验的积累、志向的转变、兴趣的转移等比较优势的变化，而“文理结合”的意义就是要彻底解除这个限制，即通过“结合”打通各专业之间的选择通道，提高人们因比较优势的变化而进行专业再选择的自由度。
        当然，不论是最初选择还是再选择，个人的比较优势都是其选择的根据。
        第四，明确地把握三个知识创新发明点。
        毫无疑问，“文理结合”的终极意义在于提高人们的交换能力或知识创新能力。以交换哲学的观点看，历史上的知识创新、科技发明大都集中在层次不同但却有机关联的三个基本点上，因此必须明确把握。
        一是客观存在的数量化。存在皆量，表述唯数。只要是对客观量存在的准确计量和表述，都是知识创新，都是科技发明。如，计量和表述人体体温的体温计，计量和表述声音量的分贝仪，计量和表述颜色深浅浓淡的色谱仪，等等。
        二是数量联系的交换关系化。存在皆量，而量的存在形式都是动态的对立统一、相互制约的交换关系。只要将其数量联系的交换关系化，都属于知识创新，都属于科技发明。如，“利率”就是将借贷资本供求间的数量联系的交换关系化，“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就是将能量不同形态间转换的数量联系的交换关系化，“热功当量”就是将热与功之间转换的数量联系的交换关系化，“化学反应式”就是将反应物与生成物之间转换的数量联系的交换关系化，等等。可以说，所有的科学定理、定律、公式等，都属于对客观数量联系的交换关系化。
        三是交换关系的程序化。存在皆量，量与量之间的联系都是交换关系，而交换关系都有其一定的规律性。只要将其规律性给予程序化的归纳，就都属于知识创新，就都属于科技发明。如，“自动化”、“自动控制”等就都属于对交换关系中的规律性的程序化。又如计算机，更是把整个世界各种事物的量存在都一并给予数字化、交换关系化与程序化了。所谓计算机的“软件开发”，实质就是对普遍交换关系中的规律性的程序化的开发。
        综观历史，人类所有的科学、技术、知识无不源于这三个点上的发明，其原始的发明就是知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