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七章 “李约瑟之迷”之解

        “李约瑟之迷”又称“李约瑟难题”，是英国现代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即：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那样的先进，为什么近代的新技术革命首先发生于英国而不是中国呢？
        这个问题实质是专门对我们中国人提出来的，因为只有我们中国人来回答才有意义，外国人愿不愿意回答或回答得出回答不出，其意义都不是很大。
        这个问题问的虽然是科技史上的一个现象，但却不是科技史本身所能回答得了的，因其答案唯一存在于交换哲学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解读之中。

  1、周王朝解体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失控
        翻开先秦典籍，其中无不弥漫着浓烈的商品经济信息，而这正是认识先秦社会的“经济基础”。
        1.1  科学技术成就辉煌：
        如前所述，伴随着巫术的开放，我国在先秦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学术繁荣的高潮，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上的辉煌成就，反映当时我华夏先民的交换能力已经相当发达了。
        1.2  社会分工相当普遍：
        当时的人们，“衣”有布、帛、丝、葛、麻等；“食”有盐、醋、酱、酒、茶等；“住”有宫、室、馆、舍、宅等；“行”有车、骑、舟、轿、轺等；至于“用”，炊事、军事、农牧渔工商、娱乐、婚庆、佩饰、丧葬、祭祀、宗教仪式、社会交往等等之用，更是品物繁富，不胜枚举。这些手工业产品，技术含量及其对生产者的技能要求都非常高（有的青铜器，今天即使院士参与并使用激光技术也需数年才能仿制出来），若非社会分工的专业化生产是万难想象的。
        《周礼.冬官考工记》对当时各行各业手工业内部工艺流程的分工记录十分详细：“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抟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轮、舆、弓、庐、匠、车、梓。攻金之工：筑、冶、凫、栗、段、桃。攻皮之工：函、鲍、  （yun）、韦、裘。设色之工：画、缋、钟、筐、  （huang）。刮摩之工：玉、栉、雕、矢、磬。抟埴之工：陶、  （fang）。”
        《墨子》中认为：“王公大人，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   （dan）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此其分事也。农夫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        （ren），多治麻丝葛绪，此其分事也。”（非乐上）。“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耕柱）。“凡天下群百工，轮、车、    （gui）、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节用中）。其中，既提出了社会分工的主张，同时也总结了当时政治分工、男女分工、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手工业内部的分工等社会分工现象。
        分工必需交换，不交换就无法分工。这些普遍的社会分工现象，从一个方面反映着我国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
        1.3  货币统一且借贷关系普遍：
        首先是货币统一。如，《史记．平准书》记载：“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其次是借贷关系普遍。如，《周礼．地官》中的“泉府”，据有关专家考证，其职责就是掌管收购市上滞销的物资和借贷收息等，相当于今天的国家银行。又如，《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门客三千，开销难支，他便“使人出钱于薛”以求利息，结果“贷钱多者不能与其息”。
        货币的统一与借贷关系的普遍，当然是典型的商品经济形态。
        1.4  度量衡统一：
        我国历史上度量衡的统一比较早，其大规模的行政统一主要有两次。
        第一次是，舜帝即位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抓度量衡的统一：“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岁二月，东巡狩”，“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尚书．舜典》）。
        第二次是，秦始皇在统一了中国之后，便“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
        在当时，对度量衡的统一，很难想象是纯粹出于科研实验的需要，理应是商品交换的需要，是商品交换的技术、秩序的需要，这也真实地反映着我国当时商品经济的普遍发展程度。
        1.5  城市众多且功能齐全：
        据史书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的城市就已星罗棋布，且非常繁荣。
        首先是城市众多。在当时频繁的诸侯国的兼并战争中，动辄就是攻占或丢失几城、十几城甚至几十城。如《史记》中关于燕与齐那场长达数年的战争记载，首先是燕将乐毅率军攻占了齐国的“七十余城”，继而是齐将田单率军又一举收复了这“七十余城”。我国今天的很多“历史文化名城”，其历史大都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
        其次是城市繁荣。如《战国策.齐策》中记载：“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     （ju）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
        第三是城市功能齐全。当时的城市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单位，都设有“大夫”主持其行政、经济和军事，设有“市令”管理市场，设有“艺人”负责收税，设有“阍人”把守城门开关负责出入安全。且规模都较大，一般都有市有井，有街有衢，有仓有肆，有馆有舍，有商有旅，功能非常齐全。
        而居住在城市里边的居民，毫无疑问，当然多数都是务工经商的“非农业”人口了。
        1.6  贸易量大而工商巨富多：
        关于当时贸易的繁荣情况，《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这样的描述：“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    （hong），浆千     （dan），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锺，薪蒿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辆，木器髹 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栀茜千石，马蹄     （qiao）千，牛千足，羊彘千只，童手指千，筋角丹砂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    （nie）麴盐豉千    （da），鲐     （ji ）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锺，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
        其中的“童手千指”，据专家的考证，即指“雇佣劳动”的人手之众，这个说法是可信的，因为，雇佣关系是工商业发展、市场贸易繁荣的应有之意。另如，《战国策.秦策》中说：“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不雠庸”，所谓“不雠庸”，即找不到雇主或没有人愿意雇用的佣工，似乎在当时“棘津”这个地方，就已经有了专门的“劳务市场”。
        繁荣的商品贸易产生了一批工商巨富。姜子牙、管仲、鲍叔牙等，都是商贩出身的政治家，而范蠡、白圭、子赣、猗顿、吕不韦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工商巨富。
        据《史记.郑世家》记载：“（郑）缪公元年春，秦缪公使三将将兵欲袭郑，至滑，逢郑贾人弦高诈以十二牛劳军，故秦兵不至而还”。这个弦高虽 名不见《货殖列传》，但他一次跨国贩运12条牛（或许不止），既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实在不算是“小本生意”了。
        1.7  商品与市场意识强烈：
        《庄子．逍遥游》中讲述了这样两则故事：
        一则是，“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纹身，无所用之”。宋、越相距数千里，可谓是长途贩运了，可见当时宋国的帽子生产已经供大于求，宋人在积极地向外开拓市场。虽然失败了，但却也透露出了当时的人们已经具有了强烈的市场开拓意识，而这正是发达的商品经济生活中的普遍心态。
        另一则是，“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纩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纩，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这是一起典型的科技成果有偿转让的故事，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例关于技术成果的交易活动。
        这两则故事，虽然都属于文学作品，不足以作为史料根据，但却生动地反映出了当时商品经济生活的现实，仍然具有历史典型的艺术真实性。
        1.8  经营理念、价格理论先进：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白圭，周人也”，“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也”。可以说，白圭的这一经营理念，正是今天所谓“商场如战场”之说的历史滥觞。
        《墨子．经说下》论述：“买：刀、籴相为贵。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王刀无变，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若鬻子”。“贾：尽也者，尽去其以不售也。其所以不售去，则售。正贾也宜不宜，正欲不欲，若败邦鬻室嫁子”。墨子的这一价格论非常辨证，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十分透辟，一点也不过时。
        先进的经营理念，辨证的价格理论，无疑源于相应发达的商品经济的生活经验总结。
        1.9  商品经济思想已初具系统性：
        在先秦典籍反映出的思想中，对商品经济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认识，一方面，普遍认为农业为“本”，商业为“末”；另方面，又普遍认为各种生活资料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这虽然反映着时代的局限性，但肯定商品经济的思想仍然脉络可寻。
        如，《易．系辞下》关于“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说，《尚书》中的“远服贾用”说，《管子》中的“侈靡”说，《墨子》中的“交相利”说，《孟子》中的“通功易事”说，《战国策》中的“启关通敝”说，诸子的“关市几而不征”说等等，都属比较进步的商品经济思想。
        如果说先秦的人们对商品经济的认识还比较模糊，还处于感性认识阶段，肯定商品经济的思想还比较零星散乱的话，那么到了司马迁这里，就开始理论化系统化了。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开篇就批判了老子“小国寡民”的自然经济思想，认为“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他否认人们的交换意识来自于“政教发征”，认为“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也？”他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人们的交换意识、商品交换活动，才是真正“符验”的“自然”之“道”，把先人哲学之思的“道”，从天上落实到了人间的现实生活之中。
        他讥讽那些“无崖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的人，“亦足羞也”。他认为那些勤劳致富的商人，“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故足术也”。他说他写“货殖列传”，记述那些“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是为了“智者有采”和“后世得以观择焉。”
        等等这些说明，司马迁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思想的集大成者，在整个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可谓独树一帜，空前绝后。
        1.10  一些诸侯国由商而强：
        历史事实是，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就有一些侯国由商而“霸”了。
        齐国由商而霸：“太公望封於营丘，地舄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工，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辏。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史记.货殖列传》）
        晋国因商而霸：“文公修政，惠施百姓”（《史记.晋世家》），“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国语.晋语》），结果民富国强，称霸一时。
        越国经商而霸：“昔者越王句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 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 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贿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随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史记.货殖列传》）
        上述史实证明，早在东周王朝时代，我国的科学技术就已经相当先进了，交换能力就已经相当发达了，商品经济就已经相当繁荣了，社会交换范围就已经相当扩大了，其对上层建筑向交换秩序变革的要求就已经相当强烈了。
       然而，当时的东周朝廷，虽然制定了一些规范市场秩序的日用性的法律制度，但在思想上仍狭隘地固守着“家天下”的理念不放，在政治制度上仍顽固地坚守着“家天下”的“宗法等级”制不放，在经济基础上仍愚昧地死抱着划地为牢的“井田制”不放。这样一来，社会基本矛盾日趋尖锐激烈也就在所难免了。
        应该说，正是由于周朝廷统治者们的这种无所作为，垂手任由这一社会基本矛盾日趋激化，终至失控，最终导致了“天下大乱”，导致了周王朝的分崩离析。至于鲁国的“初税亩”与秦楚的“授田于民”，属于真正的社会改革，是对社会交换秩序的规范，是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积极回应，只不过是自下而起的罢了，并非“乱”例。所谓“晋之分”、“齐之夺”才是这一社会基本矛盾普遍激化的反映，而所谓的“公室卑”不过只是周王朝的解体过程罢了。

   

        2、“百家争鸣”中的儒学及其矛盾
        周王朝解体，列国纷争，天下“大乱”，于是出现了思想上的“百家争鸣”。所谓“百家争鸣”，实际就是诸子们在社会秩序重建问题上的大讨论，大争论，他们各自基于对“大乱”原因的不同认识，提出了相应不同的建序主张：
        道家认为“大乱”于“有为”，故而提出了“无为”的主张；
        法家认为“大乱”于“败法”，故而提出了“法治”的主张；
        墨家认为“大乱”于“交相贼”，故而提出了“交相利”的主张；
        儒家认为“大乱”于“礼崩”，故而提出了“复礼”的主张。
        在这些思想中，除墨家稍微接近一些外，共同的问题就是都没有认识到社会的交换关系本质，都没有认识到规范交换秩序对社会控制的决定性意义，因而都存在着矛盾。不过比较起来，儒家的“复礼”学说是个最矛盾的体系。
        2.1  其概念与逻辑相矛盾：
        “礼崩”与“大乱”，实质是两个互为表现的同位、并列或同指概念，就如同“死亡”与“停止呼吸”一样，并不属于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当儒家把“大乱”的原因归结为“礼崩”时，回避了“礼”为什么会“崩”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就如庸医把“死亡原因”归结为“停止呼吸”一样，在逻辑上答非所问，同指概念互释，实际什么问题也没有回答。
        逻辑的错误必然导致错误的逻辑。儒家既然首先在逻辑上错误地把“大乱”的原因归结为了“礼崩”，那么在此前提下得出的“复礼”主张，必定是个错误的逻辑。
        儒家的“复礼”主张虽明显属于不切实际的空想，但是，由于“大乱”与“礼崩”这对同指概念在直观上具有客观联系的真实性，因而往往也就极具逻辑上的欺骗性，所以，千古之下不知它迷感了多少读书人。
        2.2  其社会主张与哲学观点相矛盾：
        孔子“述而不作”，“删诗书，定礼仪，赞周易，修春秋”，所以应该说，儒家体系构建的本身，原本就是十分勉强的。
        尤其是当孔子趁天下大乱之际将《周易》窃据为儒家的哲学“首经”之后，其社会主张与其哲学观点就陷入了自相矛盾，因为，《周易》的基本观点是“与时偕行”、“变动不居”，而儒家的“复礼”主张，恰恰是要时行不行、居而不变。
        儒家的这一矛盾是致命的，决定了儒学的不可改造性。汉代董仲舒改造“复礼”的政治适用性，结果却在哲学上陷入了“天人感应”；宋儒阐发《易》之“义理”，要为儒学注入哲学的活力，结果却走向了“空谈性命”，最终都失败了，都没有能够将其“易理”与“复礼”统一起来。
        一个哲学观点与社会主张或“体”与“用”自相矛盾的体系，总归是值得怀疑的。
        2.3  其根据与史实相矛盾：
        儒家“复礼”的根据，就在于孔子所说的“三代”之“礼”的“天下为公”（《礼记.礼运》），而这纯粹是欺世的谎言。
        关于“公”字，《说文.八部》中说：“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厶为公’”。这按“六书”讲，“公”当是个会意字。
        即是会意字，那就应该有可会之意的普遍社会生活的根据，而这在当时莫过于“井田制”了。所谓“井田制”，就是将农田划分为“井”字形，“八夫”（八户农夫）各耕种周边的一份叫“私田”，共同“助耕”中间的那份叫“公田”。若据此意而会，那就不应叫“背厶为公”，而应叫“八厶助公”、“八厶成公”或“八厶为公”了。由此应该说，韩非的会意脱离生活实际并缺乏辩证法，许慎的“八犹背也”也未免牵强，因为“八犹背也”总没有“八就是八”更可靠。
        在当时的“井田制”下，“私田”并非私有而“公田”也并非公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都属“王”之一家所有，不仅不是“天下为公”，而恰恰是“天下为私”。
        在历史上，只有对徭役的“平分”，根本就找不到“平分”土地和财富的实例。如《周礼.地官.均人》记载：“凡均力政，以岁上下，丰年则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则公旬用二日焉，无年则公旬用一日焉。”其中的“公旬”即百姓每年要为“公门”所承担的劳役，这种劳役是“均”平摊派的，且多少全由“公门”根据年成的丰歉来决定的，是绝不能免的，这就是当时真实的“平分”之意。
        相反，在我国的历史上，却真实地存在着一条反“公”的历史线索：
        《诗.召南.采蘩》：“夙夜在公”，反映农妇对日夜无偿为“公门”劳动的不满；
        《诗.召南.羔羊》：“退食自公”，反映百姓对“公侯”们公款吃喝的讥讽；
        《盐铁论.园池》：“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即“文学”们对当时“盐铁官营”弊端的一针见血的揭露；
        《史记.平准书》：“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就是卜式对“官府工商业”的强烈反对，也反映着司马迁的倾向；
        《唐会要91》：“收利数多，破产者众”，“在于平民，已为重赋”，就是当时秘书少监崔沔对唐初“公廨本钱”的掠夺实质的分析；
        在近代的“洋务运动”中：企业盈利时就“化公为私”，亏损时就“化私为公”，就是当时舆论对“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腐败官府工商业体制的批判。
        2.4  其“家”与“国”相矛盾：
        “孝”情本是人类代级之间的交换本性，与生俱来，天生就有，既不靠“政教发征”，也无需谁来说教。孔子之前，“化外”之邦，人无不孝。
        儒家的“孝”理论，既不属于哲学范畴，也不属于人类学范畴，而是属于政治的范畴，其宗旨最终就落实在这样的一句话上，即“资于事父以事君”（《孝经．士章》），意即借助于孝顺父亲的道理去顺从君主，完全是从属于其“复礼”的政治主张的。在儒家那里，“天地君亲师”，“亲”是排在“君”之后之下的。
        所以，在儒家“孝”伦理温情脉脉的说教背后，实质是个政治欺骗，即要以血缘伦理上“父父子子”的辈份次第去规范“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以理家的图式治国，把家规模拟为国法，把家庭伦理道德扩充为社会秩序，完全是个有家无国的“家天下”体系。这样一来，儒家的“家”与“国”就陷入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因为在他们那里，“天下”即君之“家”，君之“家”即“天下”，完全没有了“国”的意义。
        尽管儒家自称他们的学说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效，而实际上，除“修齐”属于私德还算可以外，“治平”是根本就谈不上的，若以之“治国”，国必“不国”，若以之“平天下”，天下必不平。
        总之，“周礼”作为当时的礼仪制度，作为当时的社会上层建筑形态，其本质就是当时的社会交换秩序，因它已落后于交换范围的扩大，已阻碍交换能力的发展，其“崩”是必然的。而儒家的“复礼”主张，实质即不惜打压业已扩大了的交换范围，摧残业已发展了的交换能力，去恢复那个早已落后了的非规范交换秩序的“周礼”。这在本质上，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倒退历史观”的问题，而是要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而动的反动，完全是一个“伪科学”的体系。

   

        3、“独尊儒术”及其历史恶果
        3.1  “独尊儒术”：
        战国结束，华夏再趋一统。然而从此开始，帝王们的统治意识形态却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那就是思想独尊。秦王朝“独尊法术”，“焚书坑儒”；汉王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了他刘氏“家天下”的“传之亡穷”，“夙兴以求，夜寐以思”，结果找到了“三代”的楷模，于是提出了“上参尧舜，下配三王”的政治目标，并亲自“嘉唐虞而乐殷周”，“观于周室”遗址，“封嘉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又去“见夏后启母石”，“独给祠”，同时提出了“本仁祖义”的文治口号，并要求“贤良方正”们“咸以书对”（《汉书．武帝纪》）。结果引出了个董仲舒，投其所好地对道：“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天不变，道亦不变”，“继治世者其道同”，故“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就这样，君臣二人一拍即合，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文治国策。
        思想“独尊”实质就是对所独尊的捧杀，对其余的棒杀，就是对思想的禁锢，对文化的摧残，更何况汉武帝这里所“独尊”的儒术原本就是一个“伪科学”的体系，故而从此之后，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就开始了荒漠化，中国的社会历史就改变了方向，步入了歧途，走向了野蛮的“吃人”，陷入了深臭的“酱缸”。
        3.2  “独尊儒术”的历史恶果：
        一是，“独尊儒术”，复辟“家天下”，必然摧残商品经济。
        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直接代表着交换能力的发展方向，直接标志着社会交换范围的扩大，直接要求着上层建筑向着交换秩序的民主变革，这与非交换秩序的“家天下”的“周礼”是格格不入的，所以，“独尊儒术”，恢复“周礼”，复辟“家天下”，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都会在实践中严酷地压制商品经济。
        史实果然如此，汉武帝在确立了“独尊儒术”之后便开始了对商品经济的摧残：一是实行“盐铁官营”，加强了皇家对工商业的垄断，压制民间工商业的发展（《盐铁论》）；二是发动了一场“告缗”运动，对工商业主进行了强盗式的大搜掠，结果使“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史记．平准书》）；三是恢复了秦始皇的“七科谪”法律，将商人、商人子弟、商人亲属等稍与工商业有点关系的“市籍”人口，一律象罪犯一样对待，强迫他们无偿承担重大劳役和从军戍边（《汉书．武帝纪》）。
        经此浩劫，本来就比较稚嫩的商品经济幼芽遭到了致命的摧残，本来就比较朦胧的商品经济意识遭到了空前的扼杀。以《汉书．货殖传》与《史记．货殖列传》相比，班固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不知要比司马迁倒退了多少，如果说在司马迁那里还有“弄法犯奸”等交换秩序的概念的话，那么到了班固这里，商品经济就被不分青红皂白地骂成是“伤化败俗”的万恶之源了。从此，官府官吏皆抑商，文人墨客皆贱商，商即奸、奸即商几乎成了整个民族的思维定势。
        二是，“独尊儒术”，摧残商品经济，必然败坏社会。
        摧残商品经济实质就是压制交换范围，抵制交换能力，从经济基础上对社会的败坏；复辟“家天下”礼仪制度实质就是加强专制，压制民主，从政治制度上对社会的败坏；而“独尊儒术”当然是限制思维，禁锢思想，从意识形态上对社会的败坏，这些的综合效应，那就是对人类交换本性的扭曲，对社会交换关系本质的否定，对社会交换秩序的拒绝，结果必然是对社会的全面败坏。 可以说，人们从我国两千多年历史中所读出的一切罪恶，皆源于此。
        “家天下”的体制就是一个以权力为中心的塔式结构，最下层的平民百姓毫无权力，自是奴隶；最上层“予一人”的帝王必须服从于他的家族利益，自然也非自由人；而中间层的大小官吏，对下是“老爷”，对上是“奴才”，如此，谁不“奴性”！
        “家天下”的统治实质就是饭碗政治，即首先抢夺并控制着天下的饭碗，再以饭碗役使天下之人，谁顺从就给谁一个饭碗，谁顺从得出色就给谁一个大饭碗，谁若是不从就取消谁的饭碗，甚至取消其“吃饭的家伙”，如此，岂能不“吃人”！
        “家天下”的官制就是驯养饭碗人才， 即取消了商品经济，剥夺了所有人的交换主体资格，垄断了天下所有的饭碗，使得“仕途”之外再无“经济”，而“学（儒）而优则仕”之外再无“仕途”，如此前诱后堵，读书人岂能不“尽入彀中”，岂能不“官本位”，岂能不“饭碗学者”，身陷“彀中”的官吏和文人这两个民族的精英层又岂能不“缺钙”！
        “家天下”的运行机制就是倒行逆施，即逆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而动，压制交换范围以满足滞后的交换秩序，败坏经济基础以迁就腐朽的上层建筑，如此，岂能不“惰性”，又岂能不“蚁行”！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相互交织，相互勾连，互为肢体，互为屏藩，彼此促退，恶性循环，说不清，道不白，剪不断，理还乱，如此又岂能不“酱缸”！
        三是，“独尊儒术”，“政教合一”，必然构建牢固的骗局。
        汉武帝与历朝历代的帝王一样，实质都是“家天下”争夺场中的“政治强盗”。所谓他的“雄才大略”，就在于他在历史上第一个发现了儒术复辟“家天下”的理论功用并将之付诸了实践，就在于他的一个“独尊”便把原本属于一家之言的儒术变成了十足的“思想骗子”，并由此构建了“政治强盗”与“思想骗子”狼狈一体的“政教合一”的政治骗局，从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结合上，空前牢固地构筑了“家天下”的政治基础。
        “政治强盗”追求的是“家天下”，“思想骗子”追求的是“复礼”；“思想骗子”把“政治强盗”的“家天下”美化为“天下为公”的“大道”，“政治强盗”把“思想骗子”的“复礼”钦定为“千古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的“名教”；“政治强盗”以棍子为“思想骗子”保驾，把质疑“思想骗子”者定为“名教罪人”，严酷棒杀，而“思想骗子”用嘴巴为“政治强盗”鼓吹，把反抗“政治强盗”者骂为“无君无父”，恶毒诅咒。就这样，两大骗子在中国的历史上构建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大骗局，构建起了一个万难反正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互促退的社会运行机制。
        如果仅一“思想骗子”并不难办，不理他就是了，孔子当年因“道不行”而要“乘桴浮于海”，不是也没有吓着谁吗，可如今有“政治强盗”为其保驾，若要不理他就难了。如果仅一“政治强盗”那也好办，一次“农民起义”推翻他就是了，历代帝王都想将其“家天下”传之亡穷，不都是黄粱美梦吗，可如今有“思想骗子”的嘴巴为之鼓吹，想要推翻他就不容易了，因为一代政权，一种制度，虽然可以通过武装起义在一夜之内推翻他，而维护他的思想意识形态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更何况，变革“家天下”意识形态所必须的商品经济的社会基础，因受到了长期严酷的压制与摧残，决不是在短期内所能够恢复或建立起来的。正因如此，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最终都只成了封建帝王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而人们对两大骗子“满嘴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咒骂也只能是咒骂而已，并不能丝毫动摇其欺骗的格局。
        汉武帝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同时也是他西汉王朝的家国罪人。他的“武功”实即“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好大喜功”，完全超出了正当国防的界限而成了侵略行径，并为此极大地透支了国民财力和“生产力”的后劲，造成了沉重的“历史欠帐”，应该说，西汉王朝正是因为还不起这一“历史欠帐”而从“文景之治”经他汉武朝转向衰败以至于最后灭亡的。他的“文治”实即发现了儒术“家天下”的理论功效并将之“独尊”，付诸实践，构建了复辟和维护“家天下”的倒行逆施的“政教合一”的政治机制，实为后世两千多年“政治强盗”与“思想骗子”狼狈一体政治骗局的始作俑者。
        就这样，汉以下历代帝王皆纷纷效法汉武，“独尊儒术”，固守“家天下”，抑制商品经济，拒绝交换秩序，以上层建筑摧残经济基础为“政治智慧”，整个国家发生了畸变，就象一只飘荡而起的气球，既失去了前进方向，又没有回归大地的自控机制，一直在天空漫无目标、浑浑噩噩地飘荡着，虽经宋亡于元、明亡于清的两次亡国（历史）之痛，但却仍没有警醒，直到近代“鸦片战争”时被列强的“利炮”击破，其残破之躯才跌落到大地的现实中来。
         3.3   错在孔子，罪在独尊：
        这一历史的责任，应该说，错在孔子，而罪在“独尊”。
        因为，学术的终极意义只在于为政治提供选择，至于如何选择，那是对选择者的考验，是政治的问题。孔子的学说尽管自相矛盾，尽管存在着错误，但他毕竟有发言权，毕竟只是在为政治提供一种选择，他不可能也不应该对政治选择的结果负历史的责任。
        一方面，儒家毕竟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儒术毕竟只是“百花齐放”中的一家之说，其是非对错都属于正常的学术探讨，本身不可能孤立地在学术之外产生影响。事实上，也正由于汉武帝一个“独尊”的选择，才以政治强权手段，指鹿为马地把儒术这一矛盾的体系变成了公然行世的“思想骗子”的，变成了“家天下”的政治骗术的。这里的导演是“家天下”政治，演员（或手段）是“独尊”，儒术不过只是一个替身而已。
        另方面，在我国的思想史上也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儒墨”、“儒法”的“斗争史”，有的只是它们创建之初的“争鸣史”罢了。到了儒术“独尊”之后，这种“争鸣”实际也已经结束了，所发生的实际已经是对“独尊”的反抗历史了。如， 东汉王充的“问孔”、“刺孟”，汉魏以下“道教兴起”、“佛教外来”的冲击，明代李贽之非“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直至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其矛头所指，皆实在“独尊”，而非儒术了。

   

        4、“李约瑟之迷”之解
        近代我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实落后了，但决不能据此就认为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期”也就一定在欧洲之后。
        如果把14世纪前后地中海沿岸的那种简单的商品生产方式叫做“资本主义萌芽”的话，那么如前所述，这种“萌芽”早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相当茁壮了。
        把我国“资本主义萌芽期”认定在明朝末年的观点，既撕毁了《清明上河图》，又掩埋了“丝绸之路”，既改写了吕不韦、范蠡、管仲、姜尚等人的身世档案，又抹杀了弦高舍牛救国的历史功劳，甚至连《诗经》中那“抱布贸丝”的诗句也给删掉了，岂足为信。
        春秋战国时代茁壮的“资本主义萌芽”，正是我国古代科技进步、文化灿烂、社会成熟等文明发达的经济基础所在，也正是这一发达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奠定了我国在当时世界上的遥遥领先地位。
        由古代的遥遥领先而变为近代的遥遥落后，原因无它，就在于始自两千多年前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复辟“家天下”、摧残商品经济等对我国社会的败坏，对我国社会历史方向的倒退性的扭转，正是从那时起，我国的历史步伐开始停滞了，我国的社会发展开始落后了，近代的遥遥落后只是这一落后过程的历史积累罢了。
        所以，以交换哲学的观点解读历史，“李约瑟之迷”其实并不难揭示：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交换能力，作为人类的进化指标，其发展、进化的根本途径全在于商品经济的社会生活实践，也存在一个“用进废退”的问题；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之所以先进，就在于我国古代的商品经济先进；因为我国自西汉王朝开始，商品经济就一直受到了“家天下”政治的严酷压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所以中国的科学技术两千多年来也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故而如其所问。
        如果说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新技术革命发生于商品经济发达的近代而不是“自然经济”的古代呢？为什么首先发生于商品经济最发达的英国而不是次发达的其它国家呢？

   

    孔子体系的缺项：
    孔子主张“复礼”，可见他认为周王朝的礼仪制度是最好的。
    在当时的生产力（如交通通讯等）水平下，统治或管理那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周王朝的宗法、分封、等级制度无疑是最适宜的，即使今天也没有谁能够设计出更好的体制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的认识自有其道理。
    然而，生产力是发展的，在发展了的生产力面前，周礼自然就不再适合了，对此，孔子并没有认识到，可见，在孔子的体系中，明显缺乏生产力这一项。
    如果说孔子在没有生产力发展概念的当时提出“复礼”主张是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生产力实际已经有了明显发展的后来，有人还继续主张“复礼”，如果不是迂腐，那就只能说是别有用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