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九章 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意义

        “社会主义”是十九世纪前后，在“野蛮资本主义”时代背景下，产生于欧洲的一种超现实、宗教性的“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理想，后来成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并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了世界各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俄国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于沙皇政体解体后，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国家。在二战结束之际，当“资本主义世界”正着手规范国际社会交换秩序之际，包括我国在内的一批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国家，根据“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模仿苏联，纷纷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东欧巨变”，“苏联解体”，这些国家几乎无例外地都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革”。
        “社会主义改革”作为“社会转型”，在实践上，就是改革“计划经济”而建立“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无产阶级专政”而建立法制的社会交换秩序；在理论上，就是对前“社会主义”指导思想，即“科学社会主义”及其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反思。

  1、马克思主义的矛盾
        1.1  马克思主义哲学--飘忽不定：
        辩证法，作为自然法则，它唯一真实地存在于普遍的交换关系之中，即交换双方双向互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所以，辩证法，作为思维法则，只有总结于交换关系时才是可靠的，只有用于交换关系的分析时才是科学的。
        之所以说古代的辩证思想是“朴素”的，就因为它既不是来源于交换关系的总结，也没有用于交换关系的分析，故而还只能属于朴素的经验，还属于感性认识。
        之所以说“变量”的发现最终验证并提供了辩证法，就因为它从数学的途径上，确切地揭示了交换运动中相关量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规律。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不来源于对交换关系的总结，而是产生于经验基础上的思维规律的逻辑推理，其对于客观事物中的辩证法，基本还处于猜测阶段。至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如前所述，它与“唯心主义”一样，都属对普遍交换运动的“金银盾”式的片面认识。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实际只是德国古典哲学中分属于不同发明者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简单加和，其感性认识的不确定性的局限是难免的。“辩证”就不应“唯物”，“唯物”就不是“辩证”，二者不具可统一的兼容性，其“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就自相矛盾。
        其“历史唯物主义”，实际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学中的运用，自然也就摆脱不了“辩证唯物主义”局限性和矛盾性的笼罩。
        其一，“历史唯物主义”认定社会的本质是“生产关系”，不符合交换关系的社会真实。当“生产关系”笼统地把奴隶主与奴隶那样非交换的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也纳入了必然的社会本质时，就完全模糊了剥削的真相，进而迷失了社会公正的根本出路，不仅使人看不出“奴隶制国家”对“原始群”的进步，相反，看出的却是“原始共产主义”的“优越性”，显然与其历史进化观相矛盾。
        其二，当“历史唯物主义”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同时定义为社会的基本矛盾时，就导致了基本矛盾的多元化，造成了“基本矛盾”并不“基本”的矛盾。同时，把社会基本矛盾定义在了作为社会本质的“生产关系”之外，明显与“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内部矛盾规定性”的原理相矛盾。
        其三，当“历史唯物主义”论述社会“基本矛盾”必然反映为阶级矛盾时，得出了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性与阶级斗争的“你死我活”性的结论，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势必存在一场“大决战”，并宣布“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响了”，这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相符合。
        其四，“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存在着一个“顶点”，实际就等于宣布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限的，人类的前途是有限的，这又与其一贯肯定的历史发展观和人类进化论自相矛盾。
        我国史学界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研究历史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如今却得出了“理论不足”的结论，这也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真实的矛盾性。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因脱离普遍客观的交换存在、运动与联系而矛盾重重，一如天上云、水中月，飘忽不定，不可执握。如，它一边强调“对立统一”是宇宙的普遍规律，可一边又高喊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在这“消灭”声中，剩下的只有“对立”，再没有了“统一”的影子。似此“体用”相左，连它的创始人自己都不能把握和应用，更何况其他的人们呢。
        1.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空中楼阁：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虽洋洋洒洒、宏篇巨制、层楼高耸，但其支点却只是一个“价值论”，并且是根本就不能成立的。
        所谓的“价值”，指包含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纯粹属于子虚乌有。自古至今，谁也没法知道或计算出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多少。退一万步讲，即使给予估算，也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如前文所述，商品的价值全在于其使用价值，也只有其使用价值才是交换和消费的对象，才是真实的财富，才是现实的交换能力。而所谓的“价值”，不论其有多少相关的因素，在其形成商品的那一刻就都转化成了使用价值，就都失去了现实意义而成为了生产成本的历史记录，并且，这个记录充其量只对生产者个人的再生产具有一定的参考、比照的经验意义，完全没有社会性的意义。
        “价值论”的构建，虽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的“剥削”真相，但因其理路的虚无，最终却掩盖了交换秩序滞后的剥削真实；其动机虽是要探索一条“按劳分配”的公平模式，但因其追求“价值相等”的“等价原则”，即追求不同商品之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等的交换，实质已成为向落后看齐的惰性取向，最终完全否定了商品经济的生机活力，否定了“市场机制”的公平分配法则。
        总之，“价值论”实质就是要以生产成本的“相等”去规范使用价值交换的秩序，在理论上不成立，在实践中行不通。这个“价值论”支点的不成立，决定了其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不成立。
        空中楼阁，绝不可居。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尝到了其实践的苦果后，如今无不在向着“市场经济”的体制进行改革，这本身就是对其空中楼阁理论的实践性的批判。可以说，当代的政治家们垂青现代经济学而冷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其根本原因也就在这里。
        1.3  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美妙神话：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有两个根据，即“历史唯物主义”与其“政治经济学”。因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矛盾和“政治经济学”的不成立，所以其“科学社会主义”也就并不能成立。
        交换关系作为客观真实的社会本质的存在，任何人都是根本无法否认的。只要肯定分工，就必须承认交换。对此，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不能例外。如，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写道：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个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10 ~ 11页）。
        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里是在肯定社会交换必须性的前提下立论的，只是设计了一个与商品交换“同一原则”的交换方式而已，并且很显然，设计这一交换方式的出发点也就是要规范社会交换秩序，即通过取消人们相互之间横向的商品交换，使每个人都只纵向地与“社会”进行“劳动量”（时间）的交换，由“社会”的分配来实现交换的“等价原则”，以达到杜绝“剥削”的目的。
        殊不知，设计虽然美妙，但却陷入了更加离奇的空想和更加严重的自相矛盾。
        第一，“社会”是绝不可能向谁发放“证书”与“生活资料”的，只能由代表“社会”的人或集团来行使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力才可以，这样一来，实质只能是建立一个以强权为中心的社会分配体制。
        第二，因社会劳动的千差万别，所以，以“劳动时间”为衡量尺度的“劳动量”无论如何都不具有可比较性，都不具有“按劳分配”之“按”的标准性，其所谓“等价原则”的交换实际上只能是权力的规定。
        第三，当代表“社会”行使权力的人或集团在给他们自己发放“证书”和“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实质上已经属于社会的特权阶级，再不是平等的社会交换主体。
        第四，当广大的社会成员不能相互交换而只能与“社会”进行“劳动量”的交换、接受“社会”的分配时，他们实际已经完全丧失了社会交换主体的资格，丧失了选择的自由，变相地沦为了奴隶。
        应该说，社会的本质是交换关系，社会的公正在于交换秩序的规范，所以，任何社会公正的追求必然要表现为对社会交换秩序的规范。马克思的这一设计，其动机明显是要规范社会交换秩序，但因脱离实际的空想，结果却否定了交换关系，陷入了自相矛盾。
        至于其实现“共产主义”的途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主张“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通过“武装斗争”、“暴力革命”去“消灭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并且其基本的动员口号就是无产阶级“一无所有”，不用怕“在战斗中失去什么”。这完全是迎合“流氓无产者”心理的无赖理论，完全属于“反社会”、“反人类”的“战争论”。
        总之，“科学社会主义”并没有超出它的“来源”的“空想性”，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1.4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殊途同归：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既有相同点也有相异处，最终在实践上必然地殊途同归。
        异：孔子是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马克思是一百多年前的德国人；
        同：孔子与马克思都处于社会基本矛盾空前激烈的时代，并都建立了自己的体系，提出了自己的治乱建序的社会主张；
        同：孔子认为社会的本质即帝王之“家天下”，马克思认为社会的本质即“生产关系”，虽有差异，但都是对社会的交换关系本质的否认；
        异：孔子的社会理想是远古的“小康”、“大同”，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是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异：孔子的途径是要后退“复礼”，回到“三代”，马克思的途径是要向前“跨越”资本主义，进入“共产主义”；
        同：孔子要“以公灭私”，实现“天下为公”，马克思要“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公有制”；
        异：孔子的手段是“克己复礼”，马克思的手段是“阶级斗争”；
        同：孔子的“与时偕行”的哲学观点与“复礼”的社会主张相矛盾，马克思的“对立统一”的哲学观点与“阶级斗争”的社会主张相矛盾，都属“体用”不一；
        同：如若付诸实践，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必然殊途同归，都必然要表现为对人类交换本性的扭曲，对社会交换关系本质的否认，对社会交换能力的压抑，对商品经济的摧残，对交换秩序的拒绝，对社会历史的败坏。这已经为中国社会的历史实践所证明。
        两相比较，如以马克思主义为基准，那么儒学就属于华夏先民社会思想的早熟；如以儒学为基准，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属于人类思想史上的返祖现象；如以今天市场经济生活为基准，那么马克思主义与儒学都应“倒三七开”：三分精华，七分糟粕！

   

        2、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2.1  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基本特点：
        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就越拒绝它，如德、法、英等马克思主义发源地的国家，而商品经济越是落后的国家就越容易接受它，如包括我国在内的一批前“社会主义”国家。
        俄国是因为沙皇政府参加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引发了国内的动荡，结果，“资产阶级”联合“无产阶级”于1917年2月推翻了沙皇专制，同年11 月（俄历10月），经过“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越南是十九世纪后期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1945年8月独立， 随即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朝鲜是1910年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1945年8月独立，1948年9月建立了“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在二战中被轴心国侵占，1945年5月独立，同年11 月废除封建君主制，建立了“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封建制度是1939年4 月在意大利入侵中被摧垮的，1944年国家独立，1946年1月建立了“社会主义”； 波兰封建制度是1939年9月在德国入侵中被推翻的，1945年5月国家独立，随即建立了“社会主义”；匈牙利帝国在二战中被德军占领，1945年2月独立，1946年2月废除帝制，1949年8月建立了“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是1918年10 月结束封建制度的，二战中被德军占领，1945年5月独立，1946年5月建立了“社会主义”；罗马尼亚二战前属于封建王国，二战中被德军占领，1944年8月独立，1947年12 月建立了“社会主义”；保加利亚二战前属于君主立宪制国家，二战中受制于德国，1944年9月独立，推翻了封建制度，1946年9月建立了“社会主义”；中国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从封建制度结束到“社会主义”的建立，中间也仅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时间。
        这一传播特点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建立有着相应商品经济生活经验的基础，其“社会主义”是在批判“野蛮资本主义”中关于社会出路的一种理论探索，对其“空想性”，越是具有相应商品经济生活经验的人们就越容易认识它，拒绝它，相反，越是没有这样相应生活经验国度的人们就越容易受其蒙蔽，也就越容易接受它，选择它。
        2.2  落后国家选择的局限性：
        一是落后国家历史选择的必然性。十九世纪下半期至二战前，当一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时，许多落后的国家还处于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状态，于是，交换范围国际性扩大的历史必然趋势，即近代发达的商品经济对国际大市场的必然要求，就与这些落后国家封闭的市场发生了矛盾，结果是“野蛮”的“帝国主义”用枪炮打开了这些落后国家的大门。这一事件直接的政治结果，就是动摇了这些落后国家的封建专制制度，加速了它的灭亡，同时，也打乱了这些落后国家自身的自然发展程序。这样一来，这些落后国家就因发生了社会巨变而发生了历史连续性的断裂，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必然的重新选择。
        二是落后国家历史选择的困难性。对这些落后国家来讲，重新选择虽然是必须的必然的，但却既是痛苦的又是屈辱的，更是困难的。痛苦就痛苦在，国家自身发展程序被外来力量突然打断，民族自尊受到了空前的打击，其重新选择是被动的，是迫不得已的。屈辱就屈辱在，这个重新选择是在否定、中断了自身历史前提下的选择，因而只能是外向型的，即从自己的强敌那里去“师夷”、“图存”和“图强”。困难就困难在，列强的一切科技、军事、政治、文化的“长技”都是建立在其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都是商品经济长期发展的综合积累，并不是朝夕之间或从那一个方面就可以学得来的，而落后国家首先就缺乏这样相应的商品经济的社会基础，这就在客观上局限了落后国家的选择能力。
        三是马克思主义“纲领”的诱惑性。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激烈地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这就首先迎合了殖民地人民因饱受侵略之苦而厌恶资本主义的感情心理。其次，“纲领”宣布“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响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时机已经成熟，而“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和以往任何社会都要美好的理想社会，这就激起了殖民地人民对“社会主义”的狂热向往。第三，“纲领”把“社会主义”极其简单地描绘成了就是实行生产资料和财产的“公有制”，这就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可为性，客观上鼓励了殖民地人民对建立“社会主义”的盲目自信。
        四是国家独立的历史契机性。前“社会主义国家”，除苏联建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其它皆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里存在着历史的契机性。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批封建国家在反侵略的民族战争中挣脱了封建枷锁，赢得了国内反封建革命的胜利；另方面，二战后，随着联合国和“关贸总协定”的成立，国际交换秩序初步构建，反对侵略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原则，一些发达国家放松或放弃了对殖民地的占领，一批国家获得了独立。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些国家独立后，在历史的重新选择关头，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道路”的。
        概括地讲，近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特点，使其车上的乘客与车外的看客都发生了“晕车”；“社会主义”虽然只是那个时代乘客“晕车”者的狂想曲，但却在看客的“晕车”者中引起了共鸣，并由此而传播了开来。

   

        3、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意义
        3.1  “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社会主义”原本就属于“空想”，一旦将之付诸实践，那么其结果必然与动机南辕北辙，必然与目标适得其反，这已经为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实践所充分证明。
        在经济上，由于消灭了私有制，取消了交换关系，否定了商品经济，所以，“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最终却导致了所有权或产权的“虚化”，“社会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形同“大规模的奴隶劳动”而最终成了高耗低效的“大呼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最终却成了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集中社会剩余和必要劳动短期使用的“战时共产主义”最终却导致了“生产力”的“透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终却遗留下了沉重的“历史欠帐”，避免了商品经济的“罪恶”却出现了“计划经济”的“弊端”，避免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却导致了“社会主义”的“物资匮乏”，割了“资本主义的尾巴”却长出了“社会主义的草”，消灭“三大差别”却把“城乡差别”拉开到了历史的最大，“社会主义的大跃进”却拉大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落后“差距”，等等，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最终却把国民经济搞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在政治上，由于取消了交换关系而拒绝了交换秩序，实际构建起了“专政”秩序；又由于消灭了私有制，实际也就剥夺了每个国民的独立的社会交换主体资格，也就取消了人们的选择自由，禁锢了人们的个性发展，所以，“民主集中制”最终成了“民主”服从“集中”制，抵制了资本主义的“法治”最终却形成了“社会主义”的“人治”，“社会主义的人人平等”最终却成了层层的“家长制”，“社会主义的民主与自由”最终却成了人人皆豪无选择地对组织、计划分配的“服从”，“人民当家作主人”却成了“主人”服从着“公仆”的支配而“公仆”却享受着“没有制约”的权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更是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等等，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构建起了一个普遍的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政治规范，权力决定一切，权力支配一切，一切围绕权力运作，追逐权力成了政治生活甚至全部生活的唯一内容，有权就有一切，无权便无一切，权力成了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价值观普遍地畸变成了权力观，而权力又完全异化成了对人的桎梏，整个社会陷入了“有权不知无权的苦、无权不知有权的难”的矛盾、混乱与苦难。
        在外交上，由于取消了交换关系，取消了商品经济，实质已经走向了封闭，所以，三个“共产国际”先后解体，“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与“全世界人民大团结”成为了空头口号，在为了推翻“资本主义世界”而构建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因对“社会主义”理解上不可避免的分歧，结果“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却长期争吵不休，每每刀兵相见，最终出现了“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称王称霸”，比起“资本主义世界”来，更加动荡无序。可以说，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上以“资本主义世界”为敌，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争吵不清，根本从来就没有过正常的外交。
        在意识形态上，由于对“空想”的狂热追求，所以，几十年“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教育、推崇，结果却矫伪成俗，假话公行，反倒是“说真话真难”，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需要进行“实事求是”的思想教育。“实事求是”不仅是哲学问题，不仅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更是做人的最起码的道德准则，如果一个人连“实事求是”的精神都没有，那他还有什么是非对错的道德观念可言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还需要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教育，岂不是惊人的堕落，莫大的悲哀。
        总之，前“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实质就是在人为地构建一个空前腐败的社会机制，因为它从意识形态到上层建筑以至于经济基础上都在全面地压制社会交换能力（或生产力），把整个社会败坏得面目全非、生机全无，使得国家社会一步步地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也正因如此，人们才说“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的。
        3.2  “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意义：
        小岗村是中国改革的发源地，小岗人是中国改革的带头人。
        改革之前的小岗村，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一边是荒芜低产的农田，一边是有力无处使的饥寒交迫的农民，而中间隔着的就是“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它人为地把生产资料与生产者隔离了开来。
        小岗人一夜之间“分田到户”的自发改革，实质是在造“一大二公”的反，可谓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社会底层反对“天下为公”潜在历史线索的延续。与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相比，小岗人的举措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彻底摆脱了历史性的欺骗和蒙蔽，不再追求虚幻的“天下为公”和“均贫富”等空想，而是要求切切实实的自食其力、自力更生。
        在“分田到户”、打破了“一大二公”的体制后，小岗人唯一争取到的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正是其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独立的社会交换主体资格。也正是有了这个资格，他们当年就甩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扭转了作为农民而“吃粮靠回销”的荒唐现象，并开始向国家交纳余粮，为社会贡献了丰富的剩余农副产品。
        当“小岗经验”推广后，全国不几年就淘汰了象征自给不足的“粮票”、“布票”、“油票”、“肉票”、“棉票”等计划供应的票证，并实现了“卖粮难”的历史性突破。“小岗经验”在证明改革开放的正确性的同时，也在控诉着前“一大二公”的荒唐和罪恶。
        稍后开始的城市经济改革，从最初的“计件工资”，到后来的“承包经营”、“股份制改造”，以至当前对“私营企业”的鼓励，实质都是对“一大二公”体制的破除，都是对私有制的肯定，当然也都是对人们社会交换主体资格的肯定，可以说，这也是“小岗经验”更加广泛的推广与延伸。
        小岗人自发地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的破除，恰好迎合了当时政治上层关于改革开放的动议，得到了上层建筑的支持，因而获得了历史性的成功。当“小岗经验”广泛推开，城乡经济改革深入发展后，即标志着社会交换范围的随即扩大，反过来又从经济基础上呼唤和推动着上层建筑的改革，那就是破除“专政”秩序，构建交换秩序，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这一进程进展得十分顺利而快速，就是因其有了坚实的市场经济的基础，就因其是对经济基础的适应，就因其属于“政治文明”建设，也就因其是向“和谐社会”的迈进。
        然而，改革开放时至今日，还有人仍然视“私有制”、“私有化”为洪水猛兽，谈虎而色变。其实，这种观念并不来源于真实的生活经验，而来自于传统教条的说教。远的传统说教即儒家“小康、大同”的理想，近的传统说教即“社会主义”的空想。
        社会主义的“空想”性就在于谁也说不清、道不白。苏联人搞了几十年固然没有说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可我们中国人又搞清楚了吗？。“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富裕就是“社会主义”了吗？“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是不行的”，那么打开门来搞的就是“社会主义”了吗？“社会主义就是共同富裕”，可这个“富裕”要“共同”到什么程度呢？等等这些问题说明，所谓“社会主义”，实际就是一个谁也说不清的神话空想。
        以虚无缥缈的神话、空想来否定真实有效的客观实践，岂不是最大的愚昧。
        再说了，在“家天下”的时代，所谓“国有”、“官有”、“公有”等实质都属于帝王的私有，它与国民的普遍私有是对立的，而在“共和国”的历史现阶段，仍然作这样的对立，还有什么根据呢？同时，现在的每个公民都有国籍，都属于特定国家的国有，又怎么可能还存在超出“国有”的“私有”问题呢？
        当前，要普遍建立的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无非就是在充分肯定私有制和人们独立社会交换主体资格前提下的企业组织制度，即对内通过交换进行合作，对外合作起来进行交换，以建立适应现代交换范围和秩序的企业运行机制，在普遍联系的社会交换关系中生存，在有序的交换活动中发展。对此，如果没有充分的私有化，“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只能是一句空话。
        如果说前“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拢大摊”的话，那么“分大摊”就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应有之意。关于俄国的“私有化”改革，应该说，其方向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只因其理论上阐述得不够清楚而在操作中失去了艺术性，又因缺乏艺术性而引起了一些社会震荡。我国的经济学家要做的工作，不是讨论要不要“私有化”的问题，而是要把在俄国人那里丢掉了的这个艺术性找出来，用起来，艺术地指导我国的私有化改革，既深化改革开放又避免社会震荡。
        总之，“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意义，就是一次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全面的“社会转型”，就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回归，由“专政”秩序向交换秩序的回归，由自然经济意识向商品经济意识的回归。并且，这一“社会转型”对中国来讲，绝不仅仅是对前几十年“社会主义”的转型，而具有两千多年来一大巨变的转型意义，因为中国社会不止是在前“社会主义”时期，而是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走上了人为地否定社会交换关系、压制商品经济、拒绝交换秩序的歧途。
        3.3  改革中的“新文化建设”问题：
        “社会主义改革”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面的“社会转型”，必然面临“新文化”的重建任务。又因为，我国社会先后经历了秦汉以下抑制商品经济、近代自身逻辑的断裂与前社会主义对商品经济的全面否定等历史畸变，所以，这个任务牵涉到对传统文化的总结问题，如同要走出“酱缸”，艰难而复杂。因此，自改革开放以来，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一自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就遇到的问题，在思想学术界就被重新提了出来，并在经过二十多年的“百家争鸣”后，目前大致形成了三种观点：
        一是“对立说”，认为这两种学说在时代性、阶级性和功能性等方面都是对立的，其中，一种观点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儒学；另种观点则相反，主张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二是“并存说”，认为未来是多元文化竞争并存的格局，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应该各是其中的一元，并行存在，互不影响。三是“融合说”，认为二者之间有相通、一致的地方，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形成新的理论体系，其中，一种观点主张以儒学为“理论本体”，取马克思主义之长；另种观点则相反，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本体”，取儒学之长（详见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前沿》1998年第12期第32页）。
        这三种观点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其一，以某个传统的体系为“本体”，理论脱离实践；其二，在“独尊”过的体系中打转转，眼界狭隘；其三，因理解肤浅，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认识朦胧。因此，在主导层面上，“新文化”的建设长期以来并没有取得根本性的突破。
        历史证明，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虽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虽然可以无视社会经济基础，但是，只有当其维护交换能力的发展，反映经济基础的要求时，才属于先进的文化，才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因此，“新文化”建设，必须要首先理清思路，确定几大原则。
        第一，理论联系实际，确定市场经济的“本体”地位。因为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本来就根植于经济基础，其意义本来就在于积极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所以，“新文化”建设必须要以现实的市场经济为“本体”，立足于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总结历史，适应现实，指示未来。也只有这样，才能概括社会成员的全体，也才能体现“以人为本”及“人文关怀”精神。如果舍此而以某个在历史上曾被“独尊”过的体系为“本体”，那只能是以理论衡量理论，以意识形态选择意识形态，必然“空对空”，丧失“本体”，陷入空谈。
        第二，服务市场经济，确定“新文化”的交换秩序性质。作为意识形态、人文科学的文化，其本质就是社会交换秩序。从交换秩序的本质上衡量，包括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内所有历史和现实中的思想体系，从来就没有哪个值得“独尊”。试想，在当今我们需要追赶的发达国家中，他们到底“独尊”的是什么呢？很明显，除了法律，除了代表社会交换秩序的法律，他们谁的思想、什么体系都不“独尊”。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第三，开放眼界，广泛选择，确定“一体化”的方向。文化的发展与物质生产一样，其生机、活力也在于开放，也在于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交换、选择。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必然决定着文化的“一体化”，即文化的形式可以是民族的，但内容必然趋同于交换秩序，这是毫无疑问的。这里其实也存在着竞争，即哪个民族的文化走在了前列，代表了这一趋同的趋势和方向，那么它就是客观的国际“标准”。因此，“新文化”建设必须确定这一“一体化”的方向，拓宽眼界，广泛选择，包括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化成果都是可选择的对象，在选择中总结他人，总结历史，取长补短，兼容并包，充实自己，发展自己。如果选择仅局限在我们“独尊”过的体系的范围之内，那么首先就已经自我封闭，又怎么可能建设起“新文化”进而代表时代的先进方向呢。
        第四，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确立勇为人先的信心。不错，我国现实的商品经济的基础确实是落后的，但是，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毕竟已经为“新文化”的建设创造了相当的基础，加之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和发展的可超前性，这里主观努力积极性的发挥空间很大，因此，我们的“新文化”建设，完全应该树立后来居上、勇超人先的信心。
        总之，我国的经济、文化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世界上曾经遥遥领先，但由于历史的误会而发生了畸变，逐步走向了衰落，导致了近代的遥遥落后，从而丧失了为整个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历史机会。当今，改革开放，面对“一体化”，我们又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机会，对此，凭着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历史的悠久传统、厚重沉淀、广泛融涵及顽强的生命力，只要努力到位，就一定能够在“一体化”的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为世界“新文化”的建设做出应有的积极贡献。

   

    交换即“共产”。商品的让渡性即“共产主义”。
    “原始共产主义”即那种原始交换关系。
    人类一直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今天更充分。
    “共产”也只有在交换的途径中才是合理的，否则非抢即盗。
    交换关系之外的“共产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愿景，其强权、特权、暴力的意识取向是非常明显的。

   

商品的让渡性是"共产"的最基本的元素.或者说,"共产主义"的提出,就源于人们享受商品让渡性的经验,只是把这个经验给总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