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章联合国的方向 -- 哲学人生论坛

        2、联合国的曲折历程
        2.1 良好的开端：
        联合国成立之初，在建立和维护国际交换秩序上，如在维持国际和平与促进国际贸易合作方面，开端喜人，卓有成效。
        在维持国际和平方面，如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暴发，安理会通过了当年的第50号决议，向中东派出了调解专员和军事观察员，调解矛盾，促成冲突双方缔结了停战协定，并督促双方对停战协定的落实执行，及时有效地调停了地区矛盾，制止了流血冲突，防止了战争规模的扩大化。这起维和行动，标志《联合国宪章》中关于和平解决争端原则的正式实施，在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在促进国际贸易合作方面，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在成立的前二十年中，其会员国家和地区都达到了一百多个，比刚成立时增加了好几倍；二是国际贸易关税大幅度下降，据有关资料统计，“关贸总协定”前六轮谈判主要是围绕降低关税展开的，成效显著，发达国家平均关税下降到4.7% ，发展中国家平均关税也下降到10.%以下；三是国际贸易量稳步增长，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48年到1973年的25年中，世界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为6.1%，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为3%，而世界出口量年平均增长率却高达7.8%，有力地拉动了工业生产，促进了国际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
        然而，联合国这个良好的开端并没有得到持续的延续，不久就被国际社会日益严重的意识形态的分裂给打破了。
        2.2 严重的分裂：
        早在“野蛮资本主义”打破世界的宁静，在国内国际制造着大量血腥惨剧的时候，人们就开始了关于社会出路、人类前途的思考，社会主义的“空想”，共产主义的“幽灵”就已经在欧洲诞生了，并随着殖民者的侵略铁骑传到了世界各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乱年代，苏联第一个建立了“社会主义”。由于前边分析过的历史原因，商品经济落后的国家，尤其是饱尝殖民侵略之苦的民族，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向往“社会主义”，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一批获得独立的国家纷纷效法苏联，建立起来“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对社会本质的误解，是对历史趋势的误判，是政治上的错误选择，但它导致了国际社会在意识形态上的一次极大的分裂，将世界分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阵营”两大截然对立的政治集团。
        这一分裂在联合国中表现，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对抗的“冷战”，最终使联合国成为了“苏美两霸”争夺国际势力范围的“政治舞台”和“角斗场”，运转渐失正常，发展中及中小国家的权益逐渐失去国际社会的保障。
        如在维和行动上，苏联与美国各自从自己或集团的势力范围出发，无视中小国家的合法权利，有时在地区冲突中甚至各自支持纵容一方，以损害对方为利益，随意行使否决权，使联合国陷入困难重重、无所作为的境地，不能正常行使维护世界和平的职能。据有关资料统计，1948至1949年，联合国共组织了2 次维和行动，属维和的开端；1956至1965年，共组织了8次维和行动，属大发展时期；1966至1978年的十多年间，总共才组织了3次维和行动，进入了萧条期；而 1979至1986年的数年间，虽然各地区冲突不断，联合国却没有出台任何新的维和方案，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对此，国际社会越来越大面积的动摇了对联合国的信心，联合国应有的职能遭到了严重的阻碍，联合国应有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挫伤。
        “冷战”时期，有人批评美国是“国际警察”。其实，谁是“警察”倒在其次，首要的问题是，国际社会不能没有秩序，当然也就不能没有“警察”。美国成为“国际警察”，首先，是联合国在“两大阵营”分裂中的削弱；其次，美国作为世界上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最强，必然最先遇到国际交换秩序的问题，因而往往急不可待，便自告奋勇地担当起了“国际警察”的角色。
        一国或少数国家充当“国际警察”的“单边主义”，损人利己，未必就不损己，这一点，美国政府自应心有体会。两次世界大战的发动国，讲到底就是要充当“国际警察”，结果皆损人又损己。应该说，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动，或多或少都是对当年倡建联合国初衷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违背。
        2.3 历史的转机：
        意识形态的对立与政治上的分裂所导致的联合国的削弱，也在从另一个方面证明着联合国作为“一体化”政治实体的社会性质和历史地位。
        社会的交换关系本质决不会因人们的误解而稍有改变，社会的交换范围与交换秩序之间的基本矛盾决不会因人们的忽视而停止运动，历史的发展趋势也决不会因人们的错误选择而扭转方向。联合国作为国际社会发展的“一体化”的必然组织形式，当然也决不会因为国际意识形态的分裂而解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错误选择的“社会主义运动”终于走到了它的逻辑的尽头，东欧聚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开始了彻底的“社会转型”的改革开放。
        “社会主义改革”，在实践上，是对“计划经济”体制错误的纠正向市场经济的回归，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秩序错误的纠正向交换秩序的回归；在理论上，就是对其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反思，是意识形态的重新选择。
        以“社会主义改革”为历史标志，国际意识形态的分裂告以段落，“两大阵营”针锋对峙的“冷战”局面结束，联合国的运作开始趋于正常，迎来了新的大发展的历史机遇。据有关资料记载，1988至1991的4年中，联合国就新建了维和行动12项，几乎与前40年的有效维和项目的总数持平。在1991、1992、1993的连续三年中，每年部署的维和行动都在5项以上，真正体现了其“宪章”精神，对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发挥了不可代替的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越来越恢复了对联合国的信心，要求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呼声越来越普遍，越来越高涨。联合国的发展出现了转机。

        3、成立联合国政府
        3.1 现实国际问题的性质：
        现实的国际问题虽然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但其基本性质都是交换秩序上的问题，都属于交换秩序滞后的问题。
        “环境问题”，即人类与自然界的交换秩序不规范的问题，既有不可避免的历史积累，也有不自觉的现实加剧。解决“环境问题”，实质就是人类偿还对自然的历史欠帐，解除环境衰退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环境，其意义现实、普遍而深远。问题的解决，有待于全人类的自觉，有待于各个国家的共同努力。然而现实是，国际行动几乎没有任何行政或法律的约束力，如“京都议定书”，就象个国际公园，谁想来就来，谁想走就走。如果老是这样，那么问题必将越来越趋于严重。
        “贫富差距”问题，虽属各个民族、国家或地区自身的发展进程、进度问题，但不容置疑，主要是近代“野蛮资本主义”的掠夺与近代以来国际社会交换秩序的不公正，拉大了这个差距。“贫富差距”之所以成为了国际性的社会问题，就在于它是由交换失序所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而贫富两极分化实质就是交换双方的交换能力发展的失衡，这又必将导致交换的更加失序，如果任其恶性循环下去，最终必将导致国际交换活动的停滞，导致国际交换关系的分裂，进而导致国际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一些国家的贫穷虽表现为其进口购买力的低下，但实质却是人类整体交换能力的衰退，不仅制约着贫穷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制约着发达国家交换能力发展的后劲，因为发达国家越来越失去了具有生机和活力的交换的对方，道理一如“野蛮资本主义”时代国内的“生产过剩”危机。因此，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决不仅仅是对落后国家的帮助，也是对发达国家乃至全人类交换能力发展后劲的培养。问题的解决，急需国际社会的总体规划、协调与平衡，沿着“普惠制”的思路，给落后国家以科学技术上的支持，帮助其构建交换能力发展的长效机制。然而现实是，一些发达国家虽然临时减免了落后国家的一些债务，但无异于零打碎敲，杯水车薪，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长此以往，问题必将越来越积重难反。
        “金融危机”问题，不论是游资的无序流动，还是金融投机，或者是浮动汇率不稳的问题，总归是生产资本游离生产领域的问题，是国际金融市场秩序不规范的问题。导致问题的具体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就是存在着一个突出的矛盾，即市场一体化与货币多元化之间的矛盾。在“关贸总协定”或今天的WTO体系内，国际市场早已经“一体化”了，然而各个国家却仍然保留着各自的货币，这就象在同一个集贸市场上，各人自持各自规定的货币，岂不麻烦。货币，无论作为交换手段还是作为储藏手段，它首先都是一种交换秩序。货币的不统一，本身就反映着交换秩序的不统一。历史上，凡是统一的国家，无不统一货币，这就是规范和维护交换秩序的意义，就是社会控制的意义。现实中，欧盟花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构建统一的欧元区，实质也在于规范和维护其范围内的交换秩序、社会秩序。然而现实的国际金融市场却是，在承认货币多元化的前提下，再根据每中货币的现实购买力去计算不同货币之间的“汇率”，而“汇率”本身无非就是两种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追求的还是货币统一的意义。如此舍本逐末，放弃统一货币的根本途径去追求汇率的稳定，岂能不南辕北辙，岂能不导致汇率不稳、授投机资本以机会进而导致“金融动荡”的问题。
        “数据表明：1977年，世界年出口总值为13000亿美圆，而年外汇交易总额为46000亿美圆；1995年，世界出口总额为48000亿美圆，而外汇交易数额却跃升为325万亿美圆。换言之，在每100美圆外汇流动中只有1.5美圆是用于实际商品和服务融资，而其余的98.5美圆则用于投资和投机。”“索罗斯虽然于1992年通过出售100亿美圆的英镑而使英镑对日元的汇率下降了41%并赚取了10亿美圆的收益，但他本人却在《资本主义的威胁》（栽于《大西洋月刊》1997年2月号）一文中批评了造成不公平和不稳定的自由市场体制。”（中共中央编译局主办的《国外理论动态》1998年第5期第28~29页）。一是，如此大比例高数额的货币资本游离出了生产领域而进入了投机性的外汇交易市场，国际金融市场当然就没有了稳定可言，国际“金融危机”自然也就在所难免了。二是，索罗斯将“金融危机”归罪于“自由市场体制”显然是片面的，“市场”就应该是“自由”的，但“自由”的前提是秩序，是交换秩序，所以应该说，“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自由市场体制”，而在于只有“自由”却没有秩序或秩序不规范的问题。
        “地区冲突”问题，如巴以冲突、印巴争端等，实际都是在联合国成立之前，国际殖民主义侵略所埋下的历史祸根。冲突的双方，实际都是国际社会交换秩序失范历史的受害者，它们已经失去了正常发展的历史机会，如果问题再迟迟得不到解决，它们必将一而再地失去新发展的历史时机，同时也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和平与稳定的不确定因素。问题的解决，既有待于冲突双方化解历史的包袱，尊重现实，面向未来，尽快加入到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社会的时代主潮流中来，当然，也需要国际社会的公心帮助甚至负责任的干预，包括对无序历史错误的检讨和相应规范国际交换秩序的承诺等。然而现实是，国际社会的帮助、干预软弱无力，有的国家回避历史责任，事不关己；有的国家就象媒婆两头圆说，成不成随之；有的国家甚至以邻为壑，幸灾乐祸，时不时地发出消极的声音。长此下去，问题必将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易解决。
        “恐怖主义”问题，实质属于“地区冲突”问题的极端形式的延伸，虽然表现为极少数人暴力袭击的极端行为，但其根源仍在于国际社会的交换秩序上的问题。“恐怖主义者”，不是对现实国际交换秩序不满，表现出失望或绝望，就是对无序的国际关系历史的怀恨，表现为民族的历史复仇主义，再不就是对国际交换关系发展趋势的无知，表现为意识形态取向上的反动，总归还是属于国际交换秩序或对国际交换秩序认识上的问题。“恐怖主义”问题对国际社会稳定、安定的威胁是不言而喻的，但问题的解决却正如有人所说，并不是可以用武力所能够最终解决的。打击“恐怖主义”的根本途径，无疑在于彻底铲除其产生和蔓延的社会土壤，这就需要国际社会展开交换秩序问题的对话与沟通，在规范国际交换秩序上形成共识，在建设和谐有序的国际交换关系上有所突破。然而现实是，对问题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表面上，仅仅以武力相对抗，那么“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国际安全”问题，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一直威胁着世界和平的问题，其根本原因，仍然是国际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仍然在于交换范围的国际性扩大与国际交换秩序严重滞后的问题，在于国际交换秩序不规范的问题。这个矛盾，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随着交换范围的日益扩大，必将越来越尖锐突出。如，在WTO的今天，大家都已经成为了“地球村”的村民，然而却仍然在家家设防，户户备战，各个国家都仍然拥有自己的国防军，各自保卫着各自国家交换秩序的稳定，这岂不是个矛盾现象。这个矛盾现象一天不解决，国际社会这种分散的高成本投入、低安全系数的运行状况就一天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善，“国际安全”就一天存在着不确定因素的威胁。而这个矛盾现象决不是现行的裁军、销毁核武器与限制核扩散的谈判所能彻底解决的，它需要另辟一个根本的解决途径，这是毫无疑问的。
        总之，上述种种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不论是社会的还是自然的，不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也不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总归是国际社会交换秩序上的问题。问题的统筹解决，对联合国的建设提出了时代的更高要求，呼唤着进一步加强联合国作为“一体化”政治实体的建设。目前，关于联合国的改革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也反映着这个客观要求。
        3.2 组建联合国政府：
        社会发展到“一体化”的今天，组建联合国政府已经是历史的必然。或许今天还不是水到渠成的时候，但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方向，完成现实应该的工作。
        从实践上看，在国际社会现实问题的面前，联合国显得过于松散，其权力与义务不相协调，职权与职能不相符合，权威与职责不相匹配，远不能适应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因此，
统筹解决国际社会诸多的现实问题，急需加强联合国的政治实体性建设，而这个建设的方向或形式，必然是组建联合国政府。所谓“主导作用”，只能是政府的作用。
        从理论上讲，交换秩序从来都属于上层建筑的意义，规范交换秩序从来都属于国家机器的职能，从来都是由其法律、法规等“软件”部分与其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等“硬件”部分的有机构成，所以，加强联合国的政治实体性的建设，在现有的基础上，必然归向于组建联合国政府。
        从历史趋势上看，传统国家主权的日益“消退”是必然的，规范国际社会交换秩序的权力日益向联合国“集中”是当然的。可以说，近代以来很多国际社会问题的发生，都是由这个“集中”的步伐落后于“消退”的进度所造成的，即在“消退”与“集中”间出现了主权的空挡。填补这个空挡，除了组建联合国政府外，再无别的什么出路。
        总之，国际社会需要秩序，需要反对“无政府主义”，而反对“无政府主义”首先必须要有“政府”才成立，这是非常逻辑的事情。
        成立联合国政府，当然包括货币、军队等事关国计民生问题的统一。在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上，历史的趋势指向其实也都是非常明朗的。
        在货币的统一上，如，各个国家的历史上一般都存在过货币多元的时代，当时的人们也许认为这很正常，但最终都统一了，其道理就在于，货币属于社会交换秩序，事关国计民生的稳定，随着交换范围的扩大，必须要统一，必然会统一。又如，在近代以来的国际贸易中，人们非常重视“汇率”问题，因为如果没有“汇率”，两国之间就无法直接进行贸易，如果“汇率”不精确（当然很难怎么精确），两国间的贸易就不公正，其道理就在于，货币属于交换秩序，“汇率”属于货币统一的意义，这是贸易本身的客观需要。再如，在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中，货币的统一始终是个具有根本性的关键问题，“欧元”的出台之所以被称为其“里程碑”，道理就在于，只是当货币统一之时，欧盟才真正实现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统一，欧洲社会才真正有了统一的经济、政治秩序，其“一体化”建设也才真正完成了其结构的紧密性。总之，货币统一是交换关系统一的应有之意，从这个必然的历史趋势上看，现实国际社会多元货币的存在只是个历史现象，或迟或早，最终必将被统一的国际货币所代替。
        在军队的统一上，历史的趋势也是非常明朗的。现在各个统一的国家，只要其存在过统一的历史，那么就一定存在过军队统一的历史。军队作为国家机器或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统一与否是国家统一与否的标志。只有军队的统一才是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国民的福祉，否则必是国家的分裂、社会的动乱、国民的灾难。当然，军队作为国家机器，保卫着国家的统一与安全，但是，只有当它保卫的是统一的交换关系和交换秩序时，它才是正义之师，文明之师，否则，如果保卫的是特权关系和专制秩序时，那么它必定属于非正义的野蛮之师，必定是没有前途的。当今世界，随着交换关系、商品经济的发展即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国家上层建筑的职能普遍地在向着交换秩序的方向转换，军队的职能也在随着向维护交换秩序的方向转换，这正是军队国际性统一的政治前提条件。
        这方面，联合国自身的经验极具启发性。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暴发，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哈马舍尔德与加拿大外长皮尔逊，在当年11月紧急特别联大会议上极力主张，没有武装的军事观察员显然应付不了这场重大的国际危机，最终促成组织了一支联合国紧急部队，出色地完成了维和任务。这是联合国维和史上首次的武装维和行动，从此作为成功的经验，不断组织联合国“维和部队”，一直延续沿用至今，其维和成效，世所共见。对此经验，应该做这样的逻辑思考：既然“维和部队”的维和方式是武装制止冲突双方的武装接触，那为什么不可以将双方的武装彻底解除呢？既然联合国不能没有“维和部队”，那为什么不可以组建联合国“常备军”呢？既然维护世界和平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联合国的肩上，那么联合国为什么不可以统一各国的军队呢？其实，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十分明确的，因为，在“地球村”里，实在没有家家设防、户户备战的必要，组建一个“村治安队”也就足够了。更何况，人类千辛万苦积累起来的每一分钱的财富，都是人类交换能力发展的后劲所在，都是人类的前途所在，如果将之毫无意义地自相耗费在“军备竞赛”中，不仅是时代的愚昧，也是历史的犯罪。
        总之，成立联合国政府，历史的趋势是明朗的，现实的要求是强烈的，社会的条件是日趋成熟的，势在必行，剩下的问题就仅仅在于国际社会意识形态的选择了。
        3.3 建设意识形态的共识：
        目前，联合国新一轮的改革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其原因，归根结底是国际社会意识形态的选择上的分歧，是在意识形态上尚没有形成共识的问题。如，改革的方向在哪里？改革的根据是什么？改革要解决什么问题？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等？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没有达成共识，改革当然是困难的。因此，建设国际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共识，是推进联合国改革的基础所在。
        当然，意识形态的共识，首先是正确世界观的统一。
        交换哲学的一大发现就在于，人类不分种族，不分阶级，都真实地生活在交换关系之中，交换意识本来就是人类的共同意识。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可能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但他无论如何都无法也无理由拒绝交换。
        历史地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意识形态的趋同是个必然的趋势。可以想见，从原始群到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和国家，在其每一步的发展中，要说人们的意识形态没有过分歧是不可能的，但最终显然都趋向了统一，取得了共识，并且最终都是交换关系、交换秩序和交换意识上的共识。
        在统一的交换意识的前提下，剩下的就只是交换秩序的选择、建立的问题了，而建立交换秩序必须的是沟通、协商与谈判，并不需要战争。
        总之，联合国可以从无到有的成立，联合国也应该以组建联合国政府的形式得到从松散到紧密的加强。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对当今国际政治家们的政治觉悟、政治眼界、政治魄力、政治智慧、政治艺术的考验。早在“一战”之前成立联合国的历史条件就已经具备了，只因拖延了成立的时机而没能避免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血腥的灾难，因此今天的人们批评战前的政治家们“晕车”。如果搞得不好，后人也是要批评今天的政治家们“晕车”的。

主题：十章 联合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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